编者按：本文获得了第五届“我与茶道”优秀征文一等奖，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博士生、中国人民大学茶道哲学研究所工作人员。今日推送，以飨读者！

 

王巍

 

【摘要】本文以许嘉璐文化分层理论为基础将茶文化分为底层文化、中层文化和表层文化。尝试建立起一个基于底层文化的茶文化理解框架。重点分析底层文化对于深度准确地把握茶文化所起到的根本作用，底层文化即文化主体对于世界的基本假设、认知模式和价值取向。这些底层逻辑构成文化样式，文化样式向外延伸拓展，在不同的情境中涌现出不同的文化样貌。本文还分析了中国茶文化样式在向其他地域进行文化扩展时遇到的不同情况，揭示在文化交流过程中，深度了解各文化主体底层文化的重要性。强烈呼吁新时代中国茶文化在进行文化交流时，不仅要挖掘表层和中层传统中国茶文化的内容，更应在哲学层面上重视自身底层文化的完善。

 

【关键词】文化分层、文化交流、茶道哲学、文化样式

 

 

谈到茶文化，人们头脑中会浮现出很多名词，茶艺、茶礼、茶俗、茶道、茶学、茶文等，不一而足。这些名词产生的背景渊源各不相同，内在关系比较复杂，概念界定相互间也有不同程度的交集，给茶文化的传播与交流带来一定的困难。茶相关的专家和学者们也试图将与茶相关的知识理论化、学科化、结构化，却殊为困难。最根本的原因在于茶所涉及的学科非常广泛，从植物学、农学、医学等自然科学，到历史、哲学、文学、社会学等人文学科，从不同的学科角度都会产生不同的分类结构和理论框架。加之不同地域有关茶的属性特点、制作方法、历史文化也有很多差异。不同的学科角度、不同的历史、地域文化与茶纵横交织，使得茶的相关知识如同浩瀚星河，任谁都很难窥其全貌，遑论体系化、结构化和学科化。

本文当然不可能解决茶学学科化这一宏大课题。但对于普及、传播、交流茶文化过程中所面临的茶相关知识碎片化，视角多元化等问题，或可从认识论的角度提出一个思路，以有助于初学者和对茶的某一领域不甚了解者深入理解茶领域，以及有助于异文化背景主体间进行茶文化交流时，为所讨论的问题进行定位，提高交流的效率。因此本文旨在探讨如何从文化主体的角度，从主体对世界的基本假设、认知模式和价值取向出发，理解茶相关的知识领域。本文的宗旨是提供一个动态的思考过程，而非现成的、固定的理论框架。从这个意义上说，传统意义上的茶学学科即使真能建设起来，也只是成为茶知识的百科全书，如果想真正懂茶，主体仍要以个体生命，即自己的身心实践与茶进行互动。 

一、从文化分层理论认识茶文化分层

茶是一种自然植物，与人的结合形成了茶文化。文化是非常宽泛的概念。人类所创造的任何物质的和精神的成果都可以称为文化。自然科学属于人类文化成果，当然也可以归于广义的文化概念。鉴于自然科学的相对特殊性，有独特的研究方法和研究范式，所以我们通常把自然科学单独作为一个学科体系，在茶领域可称之为“茶科学”。因此，除却与自然科学相关的部分，几乎所有关于茶的知识、理论、概念、范畴都可以归属于茶文化。

按照许嘉璐先生提出的文化分层理论，可以把文化分为三层：表层文化、中层文化和底层文化。“表层是蕴含在人类物质生活（衣食住行）中的文化，即服饰、烹调、器皿、建筑等，这实际上是人类运用物质以满足各种需要的形态；中层是借助物质所体现的文化，礼仪、风俗、艺术、宗教、法律、制度等都属这一类；底层文化是伦理观念、审美意识和哲学思想等，实际上是包括了对待人与人（社会）、人与自然，现实与未来关系的态度。”[1]不同文化分层之间彼此交互，联系紧密。“表层文化和中层文化反映着底层文化的内涵，底层文化内涵渗透于表层文化和中层文化中。”[2]茶与表层文化融合，构成了茶的饮食文化；与中层文化融合，构成了茶艺、茶礼、茶俗等文化；与底层文化融合，形成了茶道文化。

茶最初与人的结合是作为食材进入人类生活的。人类究竟从何时开始利用茶叶已不可考。虽然人们常常提到陆羽《茶经》所记载的“茶之为饮，发于神农氏”，但神农毕竟是神话传说中的人物，难以证实。在云南勐海、澜沧等地发现的古茶树植物群落，间接证明了云南少数民族利用茶的悠久历史。从爱茶的德昂族和布朗族的饮食习惯，可以追溯他们的祖先古“濮人”吃茶和饮茶的方式。茶不仅可以作为饮品，还可盐腌或发酵食用，作为蔬菜的补充。《茶经》引用《广雅》中的一段话，记录了荆巴地区用茶熬汤，葱、姜、橘子芼之，用以醒酒的使用方法。此时的茶还处于与人结合的早期，不管是食用、饮用还是药用，都属于茶的饮食文化。时至今日，茶的表层文化仍然是茶对人最重要的价值。不仅如此，对茶的饮食药用功能研究得愈精深，对茶的认知就愈精准，这也是一切茶文化的基础和源头活水。本人认为李萍教授在《天地融入一茶汤》中谈到的中国茶道的根本特征“即物性”，即是以此为基础的。正因为中国人对茶性的了解最透彻，对茶的饮食功能开发得最全面，中国茶道才得以成为世界茶道之源头，于无形中生出千变万化。

自陆羽开创清饮法至今，饮茶方式经历了煎茶法、点茶法、冲泡法的变迁，调制方式随着不同地域文化的加入，也发生很多变化。常见的有加奶、加糖、加柠檬、加香精，有热泡法、冷浸法和冰镇法，还有更现代的调饮方式，珍珠奶茶、泡沫茶、果汁茶，以及即饮茶等。大多数初学者与茶的初遇都是在品饮方式这个环节。有相当一部分人一生只接受一种饮茶方式，对茶的认知也就固化在一种形态中。本人曾经接触过一些欧美人，他们只接受红茶加奶的喝法，无法接受其他茶品类。包括星级酒店的早餐，茶类饮品的标配也是红茶加奶，很少看到其他茶类和饮茶方式，这固然和欧美人的饮茶习惯息息相关，一定程度上也反映出一种文化保守主义心态。不同茶类和饮茶方式正是茶文化交流的重要内容。反过来说，对茶类和饮茶方式了解越多，对茶性的理解就越深刻。任何一杯茶呈现的都是茶的一种样貌，从饮茶文化的角度没有高低之分。即便是陆羽所提倡的清饮法，可以称为中国茶道文化的核心价值追求，但不代表清饮法就一定比红茶加奶高级。品质有好坏，文化无高下。中国茶人在这方面更应起到带头作用，不应以传统、经典而倨傲，对异域的、现代的饮茶方式嗤之以鼻，甚至口诛笔伐，应该本着更加开放、包容、谦虚的心态与多种饮茶文化和饮茶群体学习交流。

茶的表层文化除了茶叶，还有很重要的一部分是茶器具。俗话说，水为茶之母，器为茶之父。陆羽在《茶经》的第二章和第四章，就详细介绍了“茶之具”“茶之器”，可见其重要地位。茶器具虽然属于物质文化，但在茶道中其审美价值的重要性愈发超越其实用价值。因此，本人认为茶器具不应单纯归属于表层文化，有关茶器的性质功能、设计制作属于表层文化，其历史考古、审美价值则属于中层文化，如同茶席布置、茶诗茶文，给人带来精神上的满足。

茶的中层文化范围很广，我们平时提到茶文化时所涉及的大多数领域都属于茶的中层文化，包括但不限于茶礼、茶俗、茶艺、茶文、茶诗、茶席、茶会等。与表层文化不同，这些文化样态以人的精神活动和社会活动为主要内容。茶不再是唯一的主角，而是更多地作为载体表达人所要表达的意义。例如婚礼上的奉茶礼，作为一种习俗，茶的品类、口感已不重要，茶只是用来表达晚辈对长辈的尊重、感恩之情。在茶会上，最重要的则是主题，茶品的选择，茶席的摆放，茶会活动的流程、相关文案等都是围绕主题进行设计。茶文、茶诗是茶与文学的结合，作者用文字表达茶所带来的强烈直觉和情感。好的品茶体验固然属于表层文化，但文学创作却属于基于感官体验的艺术创作活动。

茶的中层文化内容最为丰富，几近无限，因为人的意识形态千变万化，因此这一部分也是茶文化创新最为活跃的增长点。但是由于中层文化分别与表层文化和底层文化的关联性高，也最容易产生混淆。对初学者来说最常见的困难莫过于区别茶艺和茶道的不同。如果从这两个词汇大众化的理解，茶艺是泡茶的技艺和品茶的艺术，茶道是茶文化所体现的道理。如果从二者出现的历史沿革观察，茶道一词最早出现在皎然诗“熟知茶道全尔真，惟有丹丘得如此”，以及同时代的《封氏闻见记》：“于是茶道大行，王公朝士无不饮者。”随着茶道传入日本，日本人将其改造并发扬光大，日本茶道声名鹊起之时，中国茶道文化逐渐隐没。后有台湾民俗专家娄子匡教授于上世纪首先提出“茶艺”，是为区别于日本茶道而创立的新名词。其内涵与日本茶道所包含的内容无异。按范增平教授的说法，茶艺包括技艺、礼法和道三部分。“茶道和茶艺可以说是同一件事物在不同的时间、不同的空间、不同的角度、以不同的语词的一种表达。”[3]随着大陆茶文化的历史和学术研究逐渐加强，如今学界更倾向于认为中国不仅有茶道，而且是茶道的发源地。茶艺逐渐发展为特指与饮茶相关的技艺。茶道是形而上者，茶艺更贴近实践。

如果用许嘉璐的文化分层理论，则更容易辨析清楚茶道与茶艺的区别。茶艺作为一种茶事实践活动，包含礼仪、程序、审美等属于中层文化的内容；茶道体现的是哲学思想，是主体对世界的基本假设、认知方式和价值追求，属于底层文化。至于范增平所言台湾“茶艺”里面包含道的内涵，应属于中层文化对底层文化的显现，体现的是不同层次文化间的关系，而不应是“茶艺”一词本义就包含不同层次文化的内涵。“日本茶道”经过几百年的发展已成为日本茶事活动的代称，既包含可见的，形于外的礼仪、程序、规则等中层文化，但这些细节和规矩背后大都有禅宗的哲思和寓意。所以严格来说，“日本茶道”已经超出了作为底层文化的茶道哲学的内涵，而成为日本茶文化的代名词。“日本‘茶道’之所以够得上‘道’，还是因为他通过一系列非常细致严苛的规范，最终达到‘和、敬、清、寂’的精神境界。甚至‘和、敬、清、寂’四个字也不是‘道’的内涵，这仍旧只是后人对日本茶道精神的描述，而非茶道本身。真正可以称之为‘道’的，是人在事茶过程中追求‘道’的境界这样一种活动。”[4]当然，以修行为宗旨是日本茶道的鲜明特点，因此，以“茶道”来指代日本茶文化也显得顺理成章。但如果进行文化研究与交流，这样混同容易引起歧义，还是要辨清“日本茶道”和“茶道文化”的关系。台湾发明“茶艺”来指代中国茶道的做法，就是没有从哲学层面弄清文化分层，错上加错地将不同层次的文化概念作为地域文化的代称，造成概念混淆。 

二、从认知模式认识茶文化的底层逻辑

茶道哲学是人与茶结合形成的最深层次的文化。文化是“人化”的过程，有什么样的人就有什么样的文化，就有什么样的茶道哲学和茶道文化。人对世界的基本假设、认知模式和价值取向，构成了人的底层逻辑，人在与周围世界相互作用时，底层逻辑无时无刻不在发挥作用，产生千变万化，复杂多样的文化现象。任何文化现象的根源都与人的底层逻辑——哲学有关。冈仓天心在《茶之书》中说，“提到茶的哲学，人们不会只想到唯美的精神。这个词所传达的，是我们整套融合伦理与宗教的天人观”[5]。但并不是所有的茶道都遵循一种哲学。在茶道世界里，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哲学是不存在的。茶道既非唯一，更不存在高低之分。因不同茶文化知识领域所遵循的底层逻辑不同，要构建一个囊括所有茶文化的茶学学科非常困难。但在文化交流中，了解文化的底层逻辑却可以帮助我们更顺利、准确地理解不同茶文化的内涵。

每个人都有相似却不完全相同的底层逻辑，世界观、认知模式和价值观之间既彼此独立又互相关联。首先，对世界的总体假设，我们熟知的通常有唯物论和唯心论，唯物论认为物质是世界的本原，唯心论认为永恒的精神实体才是世界本原。唯物论在认识论上大多认同经验主义，唯心论则推崇理智主义。但无论是唯物论还是唯心论，其共同点都是基于“恒常性假说”，认为世界的本原是恒常不变的、确定的、客观的、独立于主体的存在。现象学对“恒常性假说”进行了批判，采用悬置假说的方式，提出“回归现象本身”，开辟了很多后现代理论。除了对世界本原假说的批判，在认知方式上现象学家梅洛-庞蒂提出的知觉现象学，以及由此发展而来的新认知科学革命，逐渐建立起一些从主体自身角度出发认识世界的认知模式，这种模式与中国传统认知模式有很强的相似性。总之，不同的底层逻辑对茶文化的呈现方式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现代科学是现代社会当之无愧的主流文化，这也使得茶科学成为茶文化中的显学。现代科学是理性主义与经验主义认识论的产物，是以“恒常性假说”为基础的。因此，茶科学的研究模式，是将茶中的成分进行生物化学分析，并结合人体进行病理学分析，通过实验结果来说明茶对人体的作用。茶科学的基本假设是：茶的成分是客观物质对人体这一客观生物系统进行刺激，产生一系列生化反应，导致茶对人体具有一定的保健、治疗作用。比如，一项关于信阳毛尖茶水提取物缓解PM2.5致大鼠肺损伤的研究，用以下科学语言描述茶对肺损伤的作用原理，“IL-1、IL-6 和TNF-α可以作为机体早期产生炎症的指标，当机体受损或者受内毒素以及其他有害物质刺激后，具有吞噬功能的单核细胞和巨噬细胞增殖，产生IL-1、IL-6 和TNF-α等炎症因子，能够引发炎症反应级联放大的瀑布效应。IL-6可以通过刺激中性粒细胞的产生，延缓吞噬细胞吞噬中性粒细胞，IL-6的大量积累是早期炎症反应的指标之一；肺部成纤维细胞的增生和胶原蛋白的合成则与TNF-α的分泌有关。研究表明，PM2.5进入肺部后，肺泡表面巨噬细胞免疫功能增强，产生TNF-α和IL-6等细胞因子，刺激中性粒细胞、单核巨噬细胞等免疫细胞，进一步导致炎症的发生。”[6]“灌胃信阳毛尖茶水提物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改善PM2.5导致大鼠体重增长率减缓的趋势；可以有效地减轻PM2.5导致的大鼠肺部损伤，防止肺泡间隔增厚、淋巴细胞浸润和红细胞渗出等病变；可以有效地阻止大鼠血清和BALF中IL-1β、IL-6、TNF-α、IgG含量和LDH活性的上升，以及SOD活性的下降，上述效果与灌胃的信阳毛尖茶水提物浓度呈良好的剂量关系。”[7]

但按照中医的逻辑则是另一套原理。明代李时珍《本草纲目》记载: “茶苦而寒，阴中之阴，沉也，降也，最能降火。火为百病，火降则上清矣。然火有五，火有虚实。若少壮胃健之人，心肺脾胃之火多盛，故与茶相宜，温饮则火因寒气而下降，热饮则茶借火气而升散，又兼解酒食之毒，使人神思爽，不昏不睡，此茶之功也。”又《素问·至真要大论》提出病机十九条中，火病及热病占半。可见火邪、热邪致病非常广泛，而茶苦寒沉降最能降火，因此有“万病之药”之称。“青色入肝，绿色和青色属于同一色系。肝主疏泄，开窍于目。就是指肝对人体之气具有疏通宣泄、通达调畅的作用，可以帮助人调畅气机调畅情志等，目为肝之窍，肝在五脏中与目的关系最为密切。绿茶可以清肝明目，降脂减肥。因此久服绿茶令人瘦。绿色在季节中与春相对应，在五行中的木相对应。木曰曲直，指的是树木生长、升发、条达、舒畅的特性。”[8]从这两种对同一件事物的不同描述中，我们能够直观感受到思维方式的不同。类似的基于不同认知方式的描述在西医学与中医学的比较中更是比比皆是。中医的表述的确不是科学的表述方式，我们可以说中医不“科学”，但不代表中医没有道理。甚至中医的理论具有西医理论所不可替代的道理，这对于习惯了科学表述的现代人和对科学狂热崇拜的科学主义者，以及被大众传媒灌输的所谓科学理念迷惑的迷信者来说，是难于理解的。

再比如，作为同样含有咖啡因的植物制成的饮料，茶和咖啡为什么给人的感觉如此不同？尽管茶和咖啡都有提神的作用，茶却相比咖啡更能给人宁静清醒的感觉，而咖啡的提神作用则表现为兴奋和亢奋的状态，并伴有心跳加速、血压升高等副作用。按科学的方法，必然是对二者的物质含量进行一番化学分析。茶叶中除了咖啡因，还有一种独特的谷氨酸类氨基酸，叫茶氨酸。茶氨酸对咖啡因具有一定的拮抗作用，因此茶更温和，更协调，不像咖啡那样刺激。茶氨酸可以增加α波活性来调节大脑功能，从而提高专注力、注意力和记忆力，同时减少压力和焦虑，改善整体认知功能。由于茶氨酸是茶中独有，如此便能证明茶氨酸是让茶有别于咖啡——既能起到提神醒脑的作用，又能起到镇静安神的效果——的物质根源。

如果我们深入科学方法论的层面去审视科学解释，就会看到这种解释的弊端。科学解释只是基于我们的恒常性假说——我们已经预先假设茶中有某种物质和咖啡不同，能够作用于人的神经系统，并能限制咖啡因对神经的过度刺激——并用科学实验的方法把我们所假设存在的东西分离出来，起了个科学名称，使之进入科学解释系统。然而这样做既没有新的实质性发现，也没有对茶为何起到安神作用给予原理上的说明。也许有人会说，茶氨酸不正是科学的新发现吗？我们发现了一种新物质，它有专属化学分子式C7H14N2O3。但科学解释并不能说明为何茶树的基因会产生具有这种分子式的化学物质，也不能说明为何这种物质与我们人体相互作用会产生那些效果。从生物化学角度，茶氨酸固然是一种新发现，可在物理学的层面，无论物体还是人体，都是粒子构成的，所有的分子只不过是粒子在一系列变化过程中某个阶段的组合态，最终会消散在变化过程中。科学只是用科学的语言描述了这一过程，并未给出其所以然。

我们再来看中国传统的思维方式是如何进行解释的。茶这种植物本性虽然苦寒，但其芽、叶由于尚且处于萌发阶段，“味虽苦而气则薄”，这种来自茶树的苦涩收缩的性质和作为叶芽的轻盈鲜嫩构成一种平衡，“乃阴中之阳，可升可降”。科学方法将其归因于“茶多酚”的作用，某种意义上，“茶多酚”是不是可以看作是科学为这种平衡状态取的名字呢？中国传统思维方式，看似直观随意的想象，却包含着阴阳平衡，万物一体，动态发展的智慧。这种认知方式脱离了科学思维的“恒常性假说”，不把茶作为固定不变的对象，而是看到茶的动态平衡性，以及“可升可降”的可塑性。对茶性的了解，使得中国人可以在茶的种植、采摘、制作、储藏、泡制等任何环节进行创新，从而改变茶的最终呈现。只要深谙此道，万变不离其宗。

理解中国茶道必须理解中国人天人合一的世界观，道法自然的认知方式，以及对于修道悟道的终极价值追求。要把中国茶道，看做人与茶相互认识，相互沟通，相互改造的过程，这种沟通越细致全面，人与茶的结合度越高，直至到达“人茶合一”之境。这种深细的认知，不仅影响到茶这种植物的发展，也影响到人的感觉器官的敏锐程度和对茶的处理方式的复杂程度，再反作用于人的实践能力和鉴赏能力的提升，如此人便得以在事茶的过程中发展自己。随着感官和心灵的敏锐度不断提升，专注力不断加强，修行者更容易进入禅定的境界，茶道便成为修道的法门。而人的各项能力的提升，又反过来对茶和茶文化的发展产生影响。中国茶的复杂多样，实际上反应了中国古人对茶的敏感程度和认知的深细程度。而今人大多已失去了这种敏锐，反而认为中国茶不够统一，不够标准化，是一种落后现象，实属怀揣宝珠而不识。并不是说中国茶不需要制定标准，而是要清楚我们为什么要制定标准，哪类茶需要制定标准，在什么程度上制定标准。现代人与其说是缺乏标准，不如说是缺乏一颗惜茶爱物、善良敏锐的心。心中的标准失去了，才会需要一个外在的标准来规范秩序。

当然，本文对科学方法的批判并不是对科学的全盘否定。科学方法固然是一种非常实用的研究茶和解释茶文化的方法之一。而且科学方法可以为茶家族创造更多的新产品。人们知道了茶氨酸的分子式及各种儿茶素的分子结构，就能工业化生产茶多酚的提取物，既可以收获茶叶抗癌、抗氧化等保健功效，又可以防止茶叶中咖啡因对失眠和高血压患者的负面影响。科技也是实现茶叶生产现代化、标准化的基础，规模化规范化的生产让更多人能够喝到安全健康的茶。现代科技甚至还发明出智能泡茶机器人，用电脑程序就可以完美泡制不同品类的茶，让完全不懂茶的人，也可以随时随地享用一杯好茶。现代科技也可以和古老的茶文化相结合，碰撞出火花。现代茶店的泡沫茶，通过高速转动的机器，可以产生绵密的泡沫，让茶多酚充分散发它的魅力，这种方式竟与宋代点茶技艺似曾相识，仿佛穿越到千年前，竹筅击拂茶汤，沫饽灿若堆雪。正因科技威力无限、神通广大，引起了“爱唱反调”的哲学家们不断提醒迷失在科学主义中的现代人，应该更加清醒地看待科学的局限。科学只是我们认识世界的一种方式，绝不是唯一方式。科学试图用一个相对确定的框架来框定这个不确定的世界，从而让我们的行为有所依据。这种认知方式虽然在微观层面并不能算准确，却在一定的宏观层面上是高效可行的。而人们却容易因为其显而易见的实用性而将其泛化，甚至排斥、否定其他认知方式，走向极端科学主义。

综上所述，目前在茶文化领域，占主流地位的茶文化之底层逻辑虽然截然不同，却不是对错好坏的区别。盲目对立不仅不利于文化交流，更不利于自身发展。我们既反对完全从科学角度否定中国茶文化的价值；也反对以传统经典自居，拒斥用现代科学的方法研究与创新茶文化。从底层文化的层面出发更容易透过表层和中层茶文化现象，把握茶文化的实质。 

三、不同地域的文化样式通过茶进行传播与交流

不同的茶文化，按照其底层逻辑，都体现出一定的文化样式。所谓文化样式即是文化主体的底层逻辑。茶文化的实质是人，是与茶进行互动的文化主体。文化主体的文化样式在不同的情境中，在与外部世界进行交流的过程中，会呈现出不同的现象。这是一个涌现的过程。佐山弘树在《Introduction to the Modeling and Analysis of Complex Systems》中认为，涌现是系统的秩序随尺度(scale)增加的过程。在人文领域，也同样存在这种涌现的现象。本人认为，所谓系统的秩序，在人文领域就是文化主体的文化样式（底层逻辑）。它是无形的，在不同的情境中，在与不同事物的互动中呈现出来，就是涌现。文化主体的文化样式通过与茶的互动，涌现出不同的茶文化样貌。随着茶与茶文化的传播和交流，某种文化样式通过茶与其他文化样式交流碰撞，新的茶文化便在这种碰撞中，如万花筒般异彩纷呈地涌现出来。

既然茶文化是在人与茶的相互作用中涌现出来的，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与茶进行互动，就会涌现出不同样式的茶文化。原始茶文化，茶作为可以食用饮用的植物，体现的是原始社会人类处于原始采集文化的阶段，也是人对茶性认识的最初阶段。那时候的茶作为一种食材，可煮、可烤、可腌、可拌、可酿。后来进一步认识茶性发现其药用价值，体现出人类早期的巫、医文化。在漫长的人类利用茶的早期，茶并未从一众食材中脱颖而出，获得什么特殊地位，属于表层文化。直至陆羽的出现，把茶、清饮法与精行俭德的君子品格联系起来，茶从此在文人士夫中备受推崇，茶文化从此烙上了中国儒释道文化的烙印。正如上文所说，中国茶道体现的是中国古人的世界观、认知模式和价值追求。中国古人的底层逻辑（文化样式），在不同的时空情境中涌现出不同的茶文化现象。“中国茶道的形成，应始于，或者说基于对茶的认识和利用，发展于对茶的驯化、改造和加工制作，深化于文人的品鉴、阐发，即文人在茶事行为中赋予茶的品性和精神内涵，以及茶人于茶事中获得的内在身心感受和领悟。”[9]中国人在种茶、制茶中认识茶性，在品茶中敏锐感官，在茶道中提升心性，在茶诗、茶文、茶会中，交流互鉴。这些中国人日常生活场景，都成为中国古人文化样式涌现的情境。涌现出来的茶文化现象，融汇成一个地域、一个时代的茶文化样貌。

中国不同历史时期，茶文化的不同呈现，也能体现出时代特有的文化样式。冈仓天心在《茶之书》中谈到不同时代饮茶法时也持有这样的观点。“对茶不同的玩赏方式，标示出具时盛行的精神思想——生命本身，就是一种呈现与表达；不经意的举动，反而总是泄露出自我内心的最深处。”[10]“用来煎煮的茶饼，用来拂击的茶末，和用来淹泡的茶叶，分别鲜明地代表中国唐代、宋代，以及明代的感情悸动。在此且让我们借用意境相当浮滥的美学术语，将它们挂上古典主义、浪漫主义与自然主义的流派之名。”[11]透过不同的饮茶法，我们体会到，中国不同朝代的茶道在文化样式层面并没有大的改变，世界观和认知模式都是一脉相承，追求的目标也都是修道得道，细微差别只在于修道的法门不同。浪漫主义的宋代通过极致、精益求精的美感趣向“道”的境界，自然主义的明代通过自在无为，离相直观的方式体悟“道法自然”。这一点文化样式上的细微差别，在表层领域却演变为巨大的差别，茶的制作工艺、茶器茶具、饮茶方式、品鉴模式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甚至影响到与茶相关的经济制度——茶法、茶税等。是否这一点改变成为后来晚近的中国人“喝茶不过是喝个味道，与任何特定的人生理念并无关连”[12]的滥觞？我们不得而知。但有一点可以确定的是，随着茶道中“道”的隐去，人们对底层文化的追求必也是渐渐淡了。

文化样式一旦形成，就会随着主体的活动，进行跨地域的传播。正如运河将中国境内各地区的文化勾连起来成为一个整体，茶成为中央政府与边疆少数民族地区文化交往的媒介。从唐朝首开茶马交易，到宋明实施榷茶易马、“以茶治边”政策，使得周边少数民族逐渐对来自中原地区的茶产生依赖，达到政治上牵制少数民族地区的效果。这种策略直到国民党时期还在沿用，“赵文龙经管甘肃茶事时，签呈当时省主席说：‘西北蒙古各族，有的横悍难驯，控制稍弛，动辄背乱，历世政府御边，每遇应时辣手之时，恒以断绝粮茶，为重要控制之工具。’”[13]销往藏、蒙地区的茶都是由粗老茶叶制成的黑茶，与中原茶文化并不相同。于此茶只是一件商品，一种生活必需品，并不承载文化传播的功能。这些茶在当地也只是进入了饮食文化这一表层，饮用方法是与当地饮食习惯结合，将茶蒸煮后，与奶、盐混合，与中国茶的饮法完全不同。

而传往日本的中国茶道却是从底层文化到表层文化非常全面的传播，而且保留、传承得也很好，不得不说，比中国人自己保留得还要完整。文化是一件复杂的事情，中国和日本之间的文化纠葛更是如此。如果放下民族主义的偏见和情绪，我们必须承认一部分热爱传统文化的日本人，对中国唐、宋、明时期文化的传承和发展起到非常大的作用。难怪有些极端的日本传统主义者会以儒家文化道统自居，会有复兴东方文明的使命感。这与中国传统文化比较成功地传播到了日本是分不开的，包括中国的茶道。

日本茶道是对中国茶道底层文化继承得最好的典范。“日本引进的不仅是中国茶树种子、宋代抹茶制作工艺和点茶法品饮方法，而是整套引进了中国传统思想文化、政治制度，乃至文字。也就是说，日本不仅引进了中国茶和中国茶道，而是几乎全面引进了中国文化。这种情况下，中国茶道文化的移植，是带土移植，不仅移植了树苗，还移植了使树苗成活的土壤。”[14]文化的传播要想达到最好的效果，一定是从底层、中层到表层文化一起传播，才能具有最大的能量，产生最强的影响力和感染力。这一规律对于“西风东渐”的过程也同样适用。中国对西方文化的接受，也是经历了从最初的清王朝全面拒绝、闭关锁国；到被逼无奈的洋务派，试图只接受西方科学技术，服务于中国儒家传统，即所谓的“中体西用”；再到保皇派与革命派之争，已经涉及国家的政治体制的西化。一步步从西方文化的表层，渗透到中层，最后新民主主义革命全盘否定传统文化，全面向西方学习。经过上百年的新式教育，如今，多数中国人的文化底层已经基本找不到中国古人的思想踪迹，大部分人已不会从阴阳五行的角度解释现象，不再遵循孔孟之道、五伦之德。现代中国人不管承认与否，已经从文化底层到表层彻底西化了。虽然有一些中国传统文化的表层还在流传，但大部分已经失去了底层文化支撑而流于形式。中国茶道的复兴就存在这样的问题。我们复兴来复兴去，都只是围绕着表层文化和中层文化打转。

中国的西化也许是一种进步，但是这个进步并不完美，理想中的进步，不应该是完全丢掉一个文化，彻底转向另一个，而应该是在精通两种文化的基础上，深知两者的优势与局限并深度综合，或者在需要切换的时候可以运用自如。文化样式在对外传播的时候，遇到另外一种文化样式，并不一定要消灭对方才能生存。势均力敌的两种文化相互碰撞，有如两个同样大小的石块同时投入水中，泛起的涟漪形成衍射，那是既带有原本的文化样式，又与原文化样式不同的新创造。                                                                            

与日本不同，中国茶道在向西方传播过程中，严重受阻。如果从文化交流的角度看，这是一次极不成功的文化交流案例。西方人只认识到了茶的表层文化价值，对其中层文化和底层文化一无所知。当然，这有可能是中国茶道自身的衰落导致的，清朝的中国茶道已经没有什么仪轨可言，无非一瀹而饮。底层文化更是因清朝残酷的专制统治备受禁锢，只能在训诂、词章、考据中温习经典。于是西方人只能看到茶的汤色，闻到茶的芳香，品到茶的甘醇。为得到茶这种商品，他们用尽各种手段，盗窃茶种、拐骗种茶制茶技师，最为丧尽天良的是用向中国倾销鸦片的方式从中国获得白银，来弥补从中国市场进口茶叶的贸易逆差。中国茶向西方传播是一种被强迫的抢劫式的“传播”，因此被强抢到西方的中国茶树，只是一种植物，而没有中国文化的灵魂。“中国人关于茶的知识始终没有完全被西方人习得，造成西方茶与中国茶的南辕北辙，成为完全不同的新品类。”[15]“茶是一种产品，却不是普通的产品，而是物质和文化相结合的产品。……中国茶的美妙之处，就在于她的变化无穷，中国传统文化理念最善于驾驭这种变化和不确定性。而西方文化是善于把握确定性的文化，喜欢把不确定性消除，按照标准化的思路来处理茶，得到的也只能是确定而单一的口味。中国茶可粗分为六大茶类，发酵（氧化）程度从零到百分之百，其间蕴藏着无穷的可能性，甚至每棵茶树、每一批采摘的茶叶，都能制作出不同的味道。但西方的生产方式却将这无穷的可能，塌缩为一种确定性——百分之百发酵的红碎茶（CTC），无需精细地控制萎凋温度、揉捻力度、发酵程度，无需有经验的师傅和茶深度沟通。统一的机械化、流水化作业生产出来的茶，有了统一的品质，却失去了丰富的个性，只能通过添加调味剂的方式丰富茶的味道。”[16]

于是回到本文第一节讲到的，在星级酒店里红茶加奶已成为世界饮茶方式的主流，这是西方工业文明和商品经济所代表的文化样式的产物。这至少在茶文化领域宣告了西方茶文化对中国茶文化的胜利，不管懂茶的人如何明白这是经典的“劣币驱逐良币”的案例。这种胜利还体现在茶叶世界通用评级标准的制定上，小种茶、屯溪茶、白毫茶，这些有着特殊寓意的中国茶名称被张冠李戴地出现在荷兰和英国的评级系统中，指代的却是不同破碎程度的CTC红茶。更令人唏嘘的是，如今连中国也要遵循这样的标准生产茶叶，才能获得国际认可。而在这一过程中，中国也并没有自觉将中国的底层文化传播给西方。确切地说，是没有自觉将任何一层文化向西方做有效传播。当时中国对于种茶、制茶技术是对外国严格保密的，也没有写出冈仓天心《茶之书》那般凭借深厚文化底蕴在西方轰动一时的茶书。这并不是中国人的错，因为处于那个时代的人都被这突如其来的冲撞打得措手不及，来不及仔细反省自己，看清别人。连身为外国人的冈仓天心都敏锐地观察到了这一点，“国家长久以来的苦难，已经夺走了他们（中国人）探索生命意义的热情。他们慢慢变得像是现代人了，也就是说，变得既苍老又实际了。那让诗人与古人永葆青春与活力的童真，再也不是中国人托付心灵之所在。”[17]中国文化之势微，首先因为当时的中国人自己没有梳理清楚，东西方文化究竟该如何融合。而这个问题始终没有过时。 

如今，我们在新时代背景下正高举文化自信的大旗，踌躇满志地准备踏上传播中国文化的新征途。茶作为内涵丰富的中国文化资源，不仅有丰富多样的表层文化、历史悠久的中层文化，更有深刻隽永的底层文化。中国茶文化博大、精深、又具有中国文化的代表性，的确是进行文化交流的最佳选择之一。茶树种植和茶叶生产消费已经在世界范围内得到普及，也为茶文化的传播提供了物质基础；另一方面，中国茶文化，特别是中层文化和底层文化，并没有跟随上一轮以西方殖民者为主导的茶叶在全球的普及而得到传播，也为我们今天进行茶文化传播留有一定的空间。但这一切都将建立在我们对自身文化全方位、深层次的了解，以及对西方茶文化更客观理性的洞察之基础上。

[1] 许嘉璐:中华文化的前途和使命,北京:中华书局,2017.(209)

[2] 许嘉璐:中华文化的前途和使命,北京:中华书局,2017.(17)

[3] 范增平:《茶道、茶艺、茶文化的来龙去脉——范增平接受陆留弟访谈纪录》,《农业考古》,2011(4).

[4] 王巍:《“道”的认知模式下的中国茶道论》,《云梦学刊》,2021(7):43-50.

[5] 冈仓天心:《茶之书》,谷意,译.济南:山东画报出版社,2010:5.

[6] 刘建军,等:《信阳毛尖茶水提物缓解PM2.5致大鼠损伤的研究》.《茶叶科学》,2021 (4):525-534.

[7] 刘建军,等:《信阳毛尖茶水提物缓解PM2.5致大鼠损伤的研究》.《茶叶科学》,2021 (4):525-534.

[8] 丁然,等:《从中医五色养生理论认知茶的功效》.《中医学报》,2021(7):1443-1444.

[9] 王巍:《“道”的认知模式下的中国茶道论》,《云梦学刊》,2021(7):43-50.

[10] 冈仓天心:《茶之书》,谷意,译.济南:山东画报出版社,2010:24.

[11] 冈仓天心:《茶之书》,谷意,译.济南:山东画报出版社,2010:25.

[12] 冈仓天心:《茶之书》,谷意,译.济南:山东画报出版社,2010:35.

[13] 陈椽:《茶业通史》,北京:中国农业出版社,2021:398.

[14] 王巍:《“道”的认知模式下的中国茶道论》,《云梦学刊》,2021(7):43-50.

[15] 王巍:《“道”的认知模式下的中国茶道论》,《云梦学刊》,2021(7):43-50.

[16] 王巍:《“道”的认知模式下的中国茶道论》,《云梦学刊》,2021(7):43-50.

[17] 冈仓天心:《茶之书》,谷意,译.济南:山东画报出版社,2010:3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