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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锡洪: 茶在传播路上的“+”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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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中国人民大学茶道哲学研究所第五届“我与茶道”有奖征文活动自2021年12月20日至2022年3月31日举办,读者反响热烈,收到了众多投稿。5月22日评选出了优秀征文并予以公布。因征文主题的设定和奖项名额的限制,依然有为数不少的佳作未能获奖,征得作者本人的同意,我们推送这些佳作,以飨读者。本文作者李锡洪先生是人大茶哲所的热心支持者,积极参加敝所举办的各类活动。他是位习茶多年的资深茶人,运用他的理科背景知识,钻研茶叶、茶树、茶汤,对茶性有非常独到的体会,形成了自己的独门绝学。之前他曾多次向我们的网站和公号投文。感谢作者的信任和支持!


李锡洪(佛茶居主人)


茶及茶文化的传播,可分为时间上的传播——自古传至今;空间上的传播——由中国传至全球乃至外太空。世界各国的饮茶之风,品饮方式,以及烹茶技术,乃至有种植条件的国家引种的茶种,采用的茶树栽培植艺,茶叶的加工方法,还有精神方面的品茶悟道等,都是直接或间接的由中国传播出去的。

茶及茶文化在传播的路上并非一成不变,而是不断地发展和变化,在原来的基础之上不断地出现“+”与“-”。而在这些持续的发展和变化中,仿佛又有一些规律:由中国向西方传播的时候,更多的是加法,如饮茶方式传播到英国等西方国家更喜欢加奶加糖;由中国向东方传播的时候,更多的适用于减法,如宋代的七汤点茶法传播到日本变为一汤抹茶法。现就茶及茶文化的传播从吃茶效用、烹茶技术、制茶方法、品茶悟道四个方面做具体分析。

 

一、吃茶效用在传播源头的“+”与“-”

且如一件器物,能长久保存并能相传于他人,必有其可用之处,或因其功用奇妙不可替代;或因其效能大而广难以替换;或因其精神之念深入人心不可抛弃。茶也一样,茶之所以能够穿越时空不断的传播,为更多的人接受并享用,有着其根本的原因,这便是茶在传播源头便有的奇特效用。

茶的起源,远在文字出现之前。虽然随着考古技术的发展和新发现,茶树的起源可以达成共识,但茶最早是如何为人们发现和利用,却不能借助于考古技术。保存茶叶发现的历史,唯一的方法是传说讲述,由讲述人一代接一代地将历史描述为传奇故事口传下来。这些传说是非常有用的:神农尝百草,日遇七十二毒,得荼而解之;荼,茶也。

神农尝百草的传说,引发我们对茶最早是药用还是食用的思考,有三种观点:药用先、食用先、药食同先。唐朝《黄帝内经太素》一书中:“空腹食之为食物,患者食之为药物”的表述,反映了“药食同源”的思想,由此有理由说茶做为药用的同时也就开始食用了。但早期人们利用茶是侧重于药用、还是侧重于食用是有分别的。

很多人认为茶是药用先,理由便是“神农得荼而解之”的传说正是茶作为药用功效的例证。但从更严谨的逻辑推理来讲,茶的利用最初当是作为食物更为合理。道理很简单,在最早的原始社会生存第一、果腹第一。扩大食物来源是原始人的首要任务,原始人把收集到的各种植物的根、茎、叶、花、果、实都用来充饥。再说茶叶也的确可以食用,并且传播至今:基诺族的凉拌茶,便是直接食用茶树上鲜嫩的芽叶。

茶叶被食用后,其药用功能逐渐被人们发现、认识,这些知识和经验日积月累,慢慢形成了茶可以治病的理性认识,从而用来指导实践,并有意识地利用。也就是说茶叶一开始是作为果腹之用,一旦认识到它还有神奇的医药作用,人们就把重心转移到药用功效上来,而且这种价值远远大于食用功效。

如果把茶的食用功效看做加法,那么茶的药用功效则可以看做减法。笔者认为,我们之所以要喝茶,茶之所以能够传播,主要是利用茶功效中的减法。

陆羽《茶经·六之饮》中记载:“荡昏寐,饮之以茶”,一个“荡”字,不正是干净利落的减法吗?又在《茶经·一之源》中说:“若热渴、凝闷、脑疼、目涩、四肢烦、百节不舒、聊四五啜,与醍醐甘露抗衡也。”正是茶之药用功效的清热降火《中国药学大辞典》、涤烦《唐国史补》除烦《本草纲目拾遗》、治头痛《茶谱》理头痛《古今合璧事类外集》、明目《本草拾遗》清于目《食物本草会纂》、发轻汗而肌骨清《本草纲目》、轻身换骨《杂录》(陶弘景)。仔细想想,不都是茶功效中的减法吗?还有茶的其他药用功效:如解毒《中药大辞典》辟瘴《本经逢原》、消食《本草经疏》去腻《茶谱》(钱椿年)、下气《新修本草》消胀《续茶经》、利二便,通大小肠《中国医学大辞典》、去痰《千金翼方》逐痰《本草纲目拾遗》等,也都是茶功效中的减法。

茶功效的加法比较容易理解,例如茶叶功效中的“疗肌”《本草纲目拾遗》,就是说明吃茶可以补充蛋白质等营养物质。而药用功效是减法却不那么好理解,如长时间在海上航行的远洋船队,由于缺乏新鲜蔬菜和水果,船员维生素C摄入不足而导致坏血病流行,而喝茶可以避免坏血病。喝茶看似是加法:是在补充维生素,但维生素在体内既不参与人体细胞的构成,也不为人体提供能量,而是在物质代谢中起重要作用的一类调节物质。喝茶或吃茶补充的维生素对人体的最终功效是减法——消除坏血病。茶的其他药用功效是减法的理解,也都可以从茶对人体的最终功效是祛病的角度来思考。

茶的药用作用得到人们普遍重视后,煮茶为羹饮的现象就多了起来,由食用、药用又逐渐向饮用过渡。陆羽《茶经·六之饮》中记载:“茶之为饮,发乎神农氏,闻于鲁周公……盛于国朝。两都并荊俞间,以为比屋之饮。”而且陆羽特意说明,一年四季都需要饮茶:“夏兴冬废,非饮也。”我国西北边疆地区也有流传很久的谚语:“宁可一日无食,不可一日无茶,一日无茶则滞,三日无茶则病。”

茶的食用与茶的药用又是无法分开的,只不过是谁占主导地位而已。茶的食用、药用、饮用是一个相互递进又相互交叉的过程。在传播源头,早期的茶是茶叶和茶汤一块饮用,故又称为吃茶。吃茶的方式,既有食用的功效“+”,取其营养成分;也有药用功效的“-”,取其药效成分。现在我们用的泡茶法,占干茶含量20%~30%的蛋白质和占20%-25%的糖类化合物基本不溶于茶汤。 冲泡后只喝茶汤,不吃茶叶,基本上是在利用茶的药用功效,是减法。

茶叶由中国向东西方传播,最早都源于茶的药用功效即“-”。向东传播到日本的第一部茶著作,荣西在《吃茶养生记》中所想阐明的就是茶对人体生理上的药用效能。明确地揭示出茶在传入日本初期,日本人只重视药用功效。茶叶向西传播,英国人最初对茶的了解主要也是其药物作用和价值。当地人当时认为茶叶是一种不同寻常的具有药物功效的东方饮料。1658年,英国最早的售茶广告刊登在伦敦一家名为《政治公报》的新闻周刊,该广告宣称:“那种极好的,受到所有医生认可的,中国饮料,中国人称它为茶。”


二、烹茶技术在传播路上的“+”与“-”

一片鲜叶变成一片干茶,开启了她的传播之旅。但传播到全世界各地的干茶,还只是一个半成品,只有经过烹制后变成茶汤,才是一个终极产品,为人类所享用。于是烹茶技术也随着这一片干茶,自古传播至今,由中国传播到世界各地。

茶的药用功效,源自茶自身的寒凉性,尤其早期人们饮用的是绿茶,基本上是凉性、甚至是寒性。陆羽在《茶经·一之源》中记载:“茶之为用,味至寒,为饮最宜。”所以在《茶经·五之煮》中特意强调要热饮:“乘热连饮之,以重浊凝其下,精英浮其上。如冷,则精英随气而竭,饮啜不消亦然矣。”李时珍在《本草纲目·茗》中也写明:“茶苦而寒,阴中之阴,沉也降也,最能降火。火为百病,火降则上清矣。然火有五火,有虚实。若少壮胃健之人,心肺脾胃之火多盛,故与茶相宜。温饮则火因寒气而下降,热饮则茶借火气而升散,又兼解酒食之毒,使人神思闽爽,不昏不睡,此茶之功也。”可见热饮是关键。

烹茶技术,基本上就是用干茶制作一盏热茶汤过程中对热水的运用技术。方式多样,各有特点。按传播的时间顺序,基本上分为四大类:熬煮、轻煮、汤点、瀹泡。

最早的茶叶基本上是熬煮的,制法如制茗粥。唐代杨晔在《膳夫经手录》中写道:“茶,古不闻食之,近晋宋以降,吴人采其叶煮,是为茗粥。”在煮的过程中,人们为了保证把茶做熟,往往长时间熬煮。又如晋代杜育的赋作《荈赋》中记载:“惟兹初成,沫沈华浮。焕如积雪,晔若春敷。”初沸时有华浮,而熬煮时才会出现焕如积雪。

熬煮茶叶,人们往往和其他物品一块煮熬,这可以说是煮茶方式的“+”,如陆羽在《茶经·六之饮》中记载的烹茶方式:“或用葱、姜、枣、橘皮、茱萸、薄荷之属煮之百沸。”但陆羽并不提倡这种熬煮方式,称其为“斯沟渠间弃水耳”。陆羽提倡的是煮茶方式的“-”,提倡轻煮:在二沸时加入提前碾好的屑如细米的茶,三沸稍稍止沸育华就是最好。如果长时间熬煮,“已上水老不可食也”。

到宋代,烹茶技术再一次做了减法,只用汤(开水)点在茶盏中完成,无需再用釜来煮,更方便。为了在没有额外加热的条件下把茶烹好,需要提前把茶碾成粉,罗取细末来汤点,为了得到更多地茶汤中的精华:沫饽,选用茶筅击打的方式来唤醒。

至明代,烹茶技术进一步做了减法:一瀹便啜。这种瀹饮的方式在唐宋就已存在于民间,从明代开始逐渐成为最主要的烹茶技术。直接以沸水冲泡叶茶,无需把干茶碾研,直接泡散茶便可。东汉·许慎《说文》:“瀹,渍也。”因为叶片较大,有时需要多泡一会,所以瀹泡有轻泡和闷泡(浸渍)两种含义。

有人把烹茶看做是艺术,一种文化符号。其实烹茶是一种技术、也是一门艺术。说其为技术,是侧重于对沸水的运用及其烹制后成品茶汤优劣的考虑,如陆羽所注重的茶之煮;说其为艺术,是注重烹茶之时的恣态优美、环境优雅及与各地文化的融合,如唐代封演在《封氏见闻录》所记的常伯熊,广润色之。

从艺术的角度来看烹茶的传播,很多的是加入了各地的习俗,自然是加法。如侗族的打油茶,藏族的酥油茶,蒙古族的奶茶等等,可谓百家争鸣,百花齐放。

烹茶的艺技多种多样,每个民族不同,各个国家不同,小至在每个家庭内,各个家庭成员也不同。从中国向西方国家传播时,烹茶技艺基本上都是“+”,如泡茶方式传播到英国时,一般都喜欢加奶加糖,形成特有的烹茶技艺。从中国向东方国家传播时,烹茶技艺也加入了各国的风俗,可谓是加法。

而一门成熟和完整的烹茶技艺,往往有非常具体和细致的技术和艺术要求,在传播的过程中往往会越传越少甚至只传播了一部分,是减法。如宋代的点茶法,较完整的艺术来自于宋代宫廷的七汤点茶法,是在熁盏和调膏之后,注入七次汤(开水)来点茶,而这种烹茶方式传到日本后,改为只注一次汤(开水)的一汤抹茶法,从这个角度来讲,又可以说是烹茶技艺在传播路上的“-”。

 

三、制茶方法在传播途中的“+”与“-”

虽然说烹茶技术在时间的传播上是逐渐用减法,但制茶方法随着时间的传播规律则是逐渐用加法。

绿茶制法的出现时间较早,在唐朝蒸青团茶风靡的时期,其实当时也有了炒青技术,唐代刘禹锡在《西山兰若试茶歌》写到:“斯须炒成满室香。”而绿茶炒青制法的精细工艺是在明代形成的,利用干热来发挥茶叶的香味,从此绿茶品质有了更大提高。

在绿茶炒青制造实践中,鲜叶杀青后若不及时揉捻,或揉捻后不及时烘干或炒干,堆积过久,都会变黄,所以黄茶工艺是在炒制绿茶的实践中,有意或许无意地发明出来的。大约在明代中期,制茶工艺经过专门改进,在绿茶制作程序中加入“闷黄”工艺,逐渐演变而形成了黄茶制法。

明嘉靖三年(公元1524年)御史陈讲奏疏:“以商茶低伪,征悉黑茶。”黑茶在制造上经杀青、揉捻后再渥堆,而后又烘干,加工技术更为复杂,理应在黄茶制法之后,大约是在明末清初开始制造的。

红茶制法最早是在明末武夷山无意中发明的。后来人们发现揉捻后叶色变红更快,逐渐认识了鲜茶叶变色的规律。于是充分运用这一规律:制造红茶时在揉捻结束后堆放一段时间,使其发红更明显,质的变化更大,而后再炒或烘,最终茶的色香味完全改变成红茶的特点。

白茶制法的出现时间,比较有争议,有人认为晒就可以制成白茶,出现应该很早。而明代田艺蘅的《煮泉小品》中提到的“芽茶以火作者为次,生晒者为上,亦近自然……”则是最接近现代工艺的白茶制法。

青茶的制法源于清代。福建《安溪县志》记载:“安溪人于清雍正三年(1725)首先发明乌龙茶做法,以后传入闽北和台湾。”青茶制法是结合绿茶与红茶的制法发展而来,先日光萎凋而后摇青、炒青、揉捻及烘干。

制茶方法随时间传播是“+”,由单一的绿茶发展到六大基本茶类,可以更方便更科学地为人类服务。人们可以根据不同季节、不同的天气、一天内的不同时间、身处不同的海拔和纬度及具体环境、饮茶者不同的体质特征来烹制不同的茶类,饮后对身体健康更为有利。

鉴于茶给人类所带来了越来越多的益处,世界各地的人们都想自己来种植茶叶。然而世界上只有少数几个国家的地理环境适合种植茶叶。茶叶在这些国家种植成功后,制茶的方法也开始由中国向这些国家传播。

制茶方法由中国向东西方传播,都遵循了减法。究其原因,是由于制茶方法很复杂,并不能在短时间学成,所以只能传播一招一式。六大茶类制法完全传播,需要很长的路要走。如蒸青绿茶制法向东传播到日本,保留至今。而炒青绿茶制法香气更浓,但需要更高的技术手法,还在传播的路上。

又如红茶的制法向西传播到印度,当地人只能学会最简单的红碎茶制法,打成粉末后氧化发酵制成,正像不会理发的人只能理个秃头,简单方便。制成的红碎茶灰头土脸,没法见公婆,只好借助小泡袋来遮挡,不与饮茶者直接见面。而经过揉捻发酵制成红茶后还能完美保留芽叶可爱原貌的工夫红茶制法,实在是需要太多工夫,而且制茶方法也太难掌握,在传播的路上自然做了减法。

 

四、品茶悟道在传播终端的“+”与“-”

茶是一种特殊的物质,她不仅是精神世界不可或缺的基础,而且能激发人们在精神方面有所感悟和收获。在适当的历史文化机缘下,茶自身就进入精神文化的领域,兼具了物质与精神双重特征。人们之所以要喝茶,除了物质功效的需要,还有精神感悟的需求,这是饮茶的终极归宿。

烹茶技术和制茶方法在传播的路上有时用加法、有时用减法,而品茶悟道,不论传播到何时何地,都一定要用减法。尽最大的努力做减法做到“无”,才能在精神上收获尽可能多的“有”。

中国古代很早就发现了茶与精神的神奇共振。陆羽在《茶经·七之事》中引用了三则古代典籍,都记载了茶在物质功效之外的精神之功:《神农食经》:“茶茗久服,令人有力,悦志。”华伦《食论》:“苦茶久食,益意思。”壶居士《食忌》:“苦茶,久食羽化。”

   “悦志”二字,妙不可言。中医讲养志,生活需雅志。人之心志,犹如信仰,不可妄求。《诗经·毛诗序》曰:“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志之所之不能无言, 悦便是其表达。“悦”,形声字,从心,说省声。“悦”从“心”表明与人的内心活动有关;“兑”为人咧嘴之形,为愉快、欢喜之意。喜,发乎心,形于外,悦也。在《周易》中,《兑》卦是谈论喜悦的卦,也是《周易》中唯一谈论喜悦的卦。《彖》曰:“兑,说也。刚中而柔外,说以利贞,是以顺乎天而应乎人。”《说文系传统论》写道:“悦,犹说也,拭也,解脱也。若人心有郁结能解释之也。”“悦”是内心在说而不是言表。况且真心的愉悦也无法用语言可表达。《象》曰:“丽泽,兑。”两泽相依,更得泽中映月,美景良辰,令人怡悦。《尔雅·释诂上》:“悦,乐也。”“悦”从兑,又表示交换。心兑即心与心的交换,喜悦的心情与大家分享。我们很难表述“悦志”在精神上的神奇内涵,怎么译注最后都觉得还是“悦志”二字最好。

“益意思”也有着异曲同工之妙。益意思并非简单的讲茶的物质功效如有益清醒大脑,提高思维能力等,而是更多的来自精神。意,心之音之韵;思,心之容之念。如高山流水,声已停,余音袅袅,不绝如缕;故佳茗细品,香留颊,余韵漫漫,益意益思。喝茶的确与精神有关,与精神有感,也许神仙的日子就是如此。喝茶便可以通神,在精神上会有所收获,顿然悟道时,在精神上可“羽化”成仙。

有人把饮茶能够达到精神上的感悟和收获称之谓茶道。唐代皎然在《饮茶歌诮崔石使君》中也写明饮茶所带来的精神感悟,首次提出这种精神感悟为茶道:“一饮涤昏寐,情思爽朗满天地;再饮清我神,忽如飞雨洒清尘;三饮便得道,何须苦心破烦恼……孰知茶道全尔真,唯有丹丘得如此。”并且文中指出,真正认知全而真的茶道,只有成为像丹丘这样的仙人才可以。

宋徽宗赵佶真是多才多艺,撰写《大观茶论》。认为“倒生”的植物都为顶天立地“顺生”的人类服务。并且发现这些植物中,对人类功效是加法的很容易理解:“尝谓,首地而倒生,所以供人之求者,其类不一。谷粟之于饥,丝枲之于寒,虽庸人孺子皆知,常须而日用,不以岁时之舒迫而可以兴废也。”而茶对人类物质功效是减法则较难理解:“至若茶之为物,擅瓯闽之秀气,钟山川之灵禀,祛襟涤滞,致清导和,则非庸人孺子可得而知矣。”至于再进一步,心灵上做了减法而感悟到茶的精神功能,则更难理解了:“冲淡简洁,韵高致静,则非遑遽之时可得而好尚矣。”宋徽宗坐拥江山,什么都不缺,却能做到真正的减法,而且写出了达到精神上有所悟道的条件:非遑遽之时。

朱权,明太祖朱元璋之第十七子,他的经历让他更容易做到减法。他在《茶谱》中记载:“予尝举白眼而望青天,汲清泉而烹活火,自谓与天语以扩心志之大,符水火以副内炼之功。”看来他已经修炼成仙,难怪自号臞仙。每日饮茶“探虚玄而参造化,清心神而出尘表。”而且他认为在精神上悟道得道比别的茶人要快:“卢仝吃七碗,老苏不禁三碗,予以一瓯,足可以通仙灵矣。”

为了得到这种精神的收获,人们从烹茶便开始进入状态,在慢慢等待烹好的茶汤的过程中,静能生慧地开始感悟了。以至于很多人都把烹茶的技艺称之为茶道,此茶道即非茶道,是名茶道,烹茶只是通往精神茶道的路径,真正的茶道来自于精神思想,没法展演,只能靠自己去感悟了。

人们发现在精神方面有所感悟形成的条件,并认真的记录下来,比如:静、净、敬。当然也有其他的词语来表述,如正、清、和、雅等,也都大同小异。达到这种精神的感悟至关重要重要的,是你的心灵要做减法,做到廉、真、凡、放、无、直心、常心、坐忘、无己、无我……

这种精神的收获是有顿悟的效果,要么没有,要么一下子就有很多感悟。茶从古传播到今,自中传播至外,谁能做到减法,做到空,谁就能有所收获。这种精神的感悟是不分国界的,茶向东传播到日本,千利休能够做到空无一物,于是创建了“草庵茶道”。和、敬、清、寂,既有达到精神感悟之前的条件,又有达到精神感悟之后的收获。

现在的日本,为了得到饮茶这种精神上的感悟,在烹茶技艺上刻意地注意每个步骤,有点像渐修。渐修是得道不可缺少的过程,顿悟茶道也离不开渐修,但刻意的注重烹茶的每个具体动作是否到位,又是在品茶悟道的路上做成了加法。

茶向西方国家传播时,在思想上很难做到减法。如英国的下午茶,基本上是以茶为载体的一场聚会,兼有吃甜点和休憩的功能,他们做了加法,所以很难有精神上的感悟,称之为茶会更为恰当。

终日昏昏醉梦间,忽闻春尽强登山。因过竹院逢僧话,偷得浮生半日闲。我们也可以茶舍相约,共品佳茗并探讨问题。一日我问一位性格爽朗的朋友丁儿:“请教一个简单却有哲学难度的问题,人为什么要喝茶?”没想到这位朋友真是随心而率真:“喜欢喝茶就喝喽,哪有那么多为什么?”也许真正做到心里这么空灵,又有机会喝到好茶,便真能得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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