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实生活千变万化，独立且深入的理论研究更显必要和迫切。以邻国日本为例。日本在战后的迅速崛起及所取得的惊人成就，引起了国际学术界的广泛关注，单从国家层面对此做出解释的诸多理论就可以大致分成如下三类：第一是麦克阿瑟主义，认为是受益于美国的庇护，美国将日本纳入保护伞下，为此提供了各种便利、优惠和契机；第二是日本人主义，认为主要是日本文化自身的独特性甚至是优越性提供了无可比拟、无法复制的成功条件；第三是威尼斯主义，认为是日本经过了持续不懈的战后改革，全面拥抱西方世界，引进各种制度、消化各种技术，与西方各国建立起信任与合作的双向多赢关系等所带来的正外部性后果。实际的情况很可能是上述原因都发挥了作用，共同推动了日本经济发展，换句话说，日本经济发展这一结果是多个原因共同作用的产物。

然而，现实的多元并存、交错共在并不直接就是理论的呈现方式，理论研究的主要任务之一就是简化指标、缩小变量范围，给出合理的解释模式，并且所提出的解释模式还可以用于回答其他类似的现象，找出那个被视作主要原因的工作就是理论抽象化的过程，对此原因进行探讨并加以学理化就可进一步确定为一个相对独立的范式，或者成为某个理论流派。一个令人尴尬的事实是：面对日新月异的中国经济发展，面对层出不穷的当代中国人的生活世界，目前学术界所给出的解释理论却严重不足，无论数量、质量或影响力都十分匮乏。

法国社会学家布迪厄把资本划分为三种类型：经济资本、文化资本和社会资本，所谓社会资本就是“实际的或潜在的资源的集合体，那些资源是同对某些持久的网络的占有密不可分的。这一网络是大家共同熟悉的，得到公认的，而且是一种体制化的网络，这一网络是同某团体的会员制相联系的，它从集体性拥有资本的角度为每个会员提供支持，提供为他们赢得声望的凭证。”( Bourdieu, P. The Forms of Capital. In Handbook of Theory and Research for the Sociology of Education. J.G.Richardson, New York: Greenwood,185)与经济资本、文化资本不同，社会资本以关系网络的形式存在，体现了社会生活中的人们之间共有的纽带。美国社会学家科尔曼对布迪厄的观点做了发展，他指出“蕴含某些行动者利益的事件，部分或全部处于其他行动者的控制之下。行动者为了实现自身利益，相互进行各种交换⋯⋯其结果，形成了持续存在的社会关系。”“这些社会关系不仅被视为社会结构的组成部分，而且是一种社会资源。”(詹姆斯.S.科尔曼：《社会理论的基础》，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第354页)科尔曼把社会结构资源作为个人拥有的资本财产叫做社会资本。社会资本不是某些单独的实体，而是具有各种形式的不同实体。科尔曼认为社会资本是与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相并存的，每个人生来就具有这三种资本。科尔曼强调了个人对社会资本的贡献和利用的重要性。

      当代中国民营企业家既是充分挖掘现有社会资本的人，又是擅长构建社会资本的人，他们的关注焦点是企业持续发展，一切可以利用的社会资本都会被用于其上，他们的地缘、业缘、学缘等都成为了事业出发的原始社会资本，他们在经营企业过程中构建与政府、各种行业协会、消费者的良好关系，这些都是在营造再生社会被本。他们不断试错，最后形成了各具特色、他人难以模仿或移植的企业核心竞争力，主要是企业家个人的见识和文化担当以及他们为企业设计的事业布局、行业定位、社会声誉等。当代中国民营企业家中的优秀分子正是借助丰厚的社会被本得以有了企业经营的惊人成就，与此同时他们也反哺、回馈社会公众以增益普遍的社会被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