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本文为获得了中国人民大学茶道哲学研究所第三届“我与茶道”征文二等奖的作品。经作者同意授权在中国人民大学茶道哲学研究所的网站、微博、微信公号推送，以飨读者。

 

如果说有一种百姓日用之物，能在几千年中华传统文化的历史长河中始终孕育和滋养着国民精神，那必然是“茶”无疑了。《天地融入一茶汤——中华茶道中的儒学精神》从“天、地、人”三才的视角，对“茶”这一自然之物如何由物质文化到精神文化、由“南方之嘉木”的蛮夷“酪奴”到“不可一日无茶”的国饮进行了系统梳理，并着重从茶道与儒学精神的结合切入，揭示了国民人格中的“茶者”精髓。《天地融入一茶汤》是人民出版社近日出版的一本茶道哲学专著，由中国人民大学茶道哲学研究所所长李萍教授及其团队创作完成。通览全书，主体部分一共分为“品茶养心”、“事茶致知”、“修茶明德”、“援茶正伦”、“茶通天地”等五章，对中华茶道中的儒学精神作了较为全面、细致和深入的梳理与探讨。该书的副标题是“中华茶道中的儒学精神”，明确了全书写作探讨的视阈，在这里，显然至少包括了“茶道”、“中华茶道”、“儒学精神”三个关键词，对应着全书三个问题面相：茶道是什么；中华茶道是如何形成的；中华茶道中包涵着哪些儒学精神意涵。 

一、作为“综合文化体”的中华茶道

茶道一词，近年来在茶文化传播中，经常会出现概念上的模糊，比如将茶道等同于香道、花道等，某种程度上和茶艺混淆；比如将茶道视为纯粹形而上的人生哲学，脱离于物质上的茶之味；比如将茶道简单等于与日本的茶道、韩国的茶礼等，认为是一种程序化的仪式。对于茶道的这些误解和混淆，一方面表明了中华茶道的庞杂与深邃，另一方面也说明了作为茶文化组成部分的茶道在内涵上的模糊不清。对此，李萍教授在导论中，对茶道的定义作了澄清，“与茶相关的话题讨论横跨了千余年，‘茶事’几乎与全部中国传统文化形态都有或深或浅的联系，至今仍然被视为最具有中国意象和韵味、最切合中国传统文化类型的代表性符号，从理论的根底处，它的精髓通常被概括为‘茶道’。”从目前可得文献来看，“茶道”一词最早见于唐人封演《封氏闻见记》：“又因鸿渐之论，广润色之，于是茶道大行”，也有人以诗僧皎然《饮茶歌诮崔石使君》中“孰知茶道全尔真，唯有丹丘得如此”之句为最早，此两人孰先孰后已无从考证。然而李萍教授认为，这两处“茶道”虽然连用，却不是一个独立概念，其词意是指“有关茶的方式”、“围绕茶进行的活动”，简单的说就是饮茶之法。故而，李萍教授指出：“虽然唐代是中国茶文化的第一个高潮时期，但也只为中华茶道的出现做了铺垫，并未形成真正意义上的茶道。”李萍教授接着指出，“中华茶道也同时接受了道教、佛教的熏陶，严格来说是儒释道合流而生的综合文化体。”英国社会学家马林诺夫斯基曾提出“文化三因子”说，将文化分为物质、社会组织、精神生活三个层次；我国著名历史学家钱穆也将文化结构分为物质、社会、精神三个层次。显然，中华茶道作为一种“综合文化体”，兼具了物质、社会、精神三个层面的文化意涵，而李萍教授提及的“真正意义上的茶道”更多的是指茶道在精神反思层面的文化形态。实际上，中华茶道源远流长，贯穿于茶文化萌芽和发展变迁的全过程，将茶道定义为茶文化在理论根底处的精髓，并从“茶”、“人”、“思”三者合一来阐释茶与人、人与人之间的互动，这才是茶道的真义所在。

“茶者，南方之嘉木也”，从“文化三因子”结构来看茶文化发展，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茶道综合文化体的形成过程。首先是物质文化层面，茶这一自然之物进入先民视野，其药用、食用功能被挖掘开发，《神农本草经》载：“神农尝百草，日遇七十二毒，得荼而解之”，随着茶被采摘、种植、利用，茶粥、茶食、茶汤逐渐进入百姓日常生活。其次是社会组织文化层面，随着茶事活动频繁，茶的利用方式从煮茶、煎茶、点茶到斗茶、茶百戏，尤其是随着唐宋文人士大夫阶层对于饮茶方式的接纳和引领，使得茶逐渐被赋予了社会交往媒介的功能，在各类茶宴、茶沙龙、茶会活动中成为“雅好”。宋代时，随着茶俗、茶礼的成熟，以茶交友、以茶待客已成为人们生活日用之事，宋人林駉《古今源流至论续集·榷茶》载“宾主设礼，非茶不交”，朱彧《萍州可谈·茶汤俗》称“今世俗客至则啜茶，去则啜汤”。此外，随着统治阶层对茶的认可，茶还被自上而下赋予了丰富的礼教伦理内涵。比如以宋代贡茶“龙凤团茶”为例，清人汪继壕在校南宋熊蕃的《宣和北苑贡茶录》时，注引北宋杨忆《谈苑》记载称龙凤团茶分十个等级，“曰龙茶、凤茶、京挺、的乳、石乳、白乳、头金、蜡面、头骨、次骨”，不同等级之茶则对应分赐给不同尊卑等级之人，“龙茶以供乘舆及赐执政、亲王、长主，其馀皇族、学士、将帅皆得凤茶，舍人、近臣赐京挺、的乳，馆阁白乳”。与此同时，分赐的先后顺序也有讲究，“惟白茶与胜雪自惊蛰前兴役……号为头纲。玉芽以下，即先后以次发。逮贡足时，夏过半矣。”有时候，因为分赐时僭越了礼制，还会被事后及时更正。《宋史·后妃传》就记载了因将“龙茶”、“凤茶”赐错给大臣，后更改为“京挺”茶的案例，“旧赐大臣茶有龙凤饰，明德太后（宋真宗之母）曰：‘此岂人臣可得？’命有司别制入香京挺以赐之。”在中华传统文化中，封建王朝下的文化传播往往是自上而下的精英主导，在茶文化中则表现为统治阶层、文人士大夫阶层的“雅文化”向社会各阶层大众“俗文化”的传递。随着茶文化在社会组织、精神生活层面的发展，茶文化与儒释道等主流文化融合，并以“最宜精行俭德之人”的人格化精神内涵、伦理教化意涵被广泛接纳传播，逐渐融入百姓日用，最终成为“柴米油盐酱醋茶”的全民文化。 

二、事茶致知中的儒学精神与融通

对于现代人而言，终日忙碌快节奏之下对闲与慢的渴望越来越普遍和迫切。难得闲暇，邀三五好友，泡一壶清茶，尝茶之苦涩，品回甘香甜，在轻松愉悦的自然静谧中感受真实的自我，成为幸福之事。幸福之处在于，当人真正闲下来、慢下来，我们才发现人作为天地孕育之物“闲暇”、“自适”才是应然之态。庄子《齐物论》云：“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并生天地之“我”、万物为一之“我”才是在时空之中永恒自足之“我”。与闲适自然之理想丰满相对的，是在时空流变裹挟下难得清闲的现实骨感，甚至因此而迷失自我、失去反向。由此，对自我、社会、环境的认知和反思就成为现代人寻觅心之静处、找寻人生真谛的重要环节之一。

《天地融入一茶汤》以宋代儒学“格物致知”的理学路径为例，指出儒学精神主张人生进阶修炼的次第顺序：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宋代理学大儒朱熹受佛教“月印万川”的启发，提出“理一分殊”，在《西铭解义》里说：“天地之间，理一而已……盖以乾为父，以坤为母，有生之类，无物不然”，茶与人同为天地化生之物，在“理”的层面而言，茶之道与人之道都应遵循自然之“理”，由此，人们完全可以通过饮茶来“格物致知”，茶与人得以合一。在宋儒看来，人类认识的终极指向是对“天理”的体证觉察，这一体证觉察须由“格物”以“致知”。茶为世间灵物，天生韵高性洁，不与俗物并论，其优异秉性自然成为格物的首选。《朱子语类》 记载，有一次朱熹喝完茶后感慨：“茶本苦物，吃过却甘。”弟子林夔孙问：“此理如何？”朱熹回答：“如始于忧勤，终于逸乐，理而后和。盖礼本天下之至严，行之各得其分，则至和。”接着，朱熹还引用《易·家人》中“家人嗃嗃，悔厉吉；妇子嘻嘻，终吝”之句，认为茶之苦而后甘与《易》相吻合，“都是此理”。茶初尝为苦物，然在慢慢品、细细尝后，却能品出甘甜香醇来，在这甘苦的辨证中，朱熹推出“始于忧勤，终于逸乐”的人生哲理，并进一步认为对于人们社会交往，也需要安守各自本分，注重“礼”，才能达到和谐社会。对此，正如作者在书中说到：“茶与人相遇之后，饮茶不仅成为人的一种生理需求、生活方式、良美习俗；更在品饮中生成伦理、发现礼义、彰显道德。”在《天地融入一茶汤》一书中，第二章“事茶致知”、第三章“修茶明德”、第四章“援茶正伦”，作者分别从茶道认知、茶道修身以及茶道伦理的维度对中华茶道的儒学精神进行了深入细致的阐述，读来令人如沐春风、如品佳茗，深刻隽永。比如，在第二章“苏醒：借茶知己知人”一节中，作者从“借茶反观自身”、“借茶识得他人”、“借茶联通内外”三个角度，对人与自身、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三者的关系进行了茶解读、茶释义：一方面，茶的清神益思，使人们在品饮之中明心见性，得以从浑浑噩噩中苏醒，更好的反观自身；另一方面，在与茶友茶伴把盏对饮的过程中，可以更好地观察周遭，融入社会群体；此外，茶者通过人我共在的茶事活动，可以自在而通畅地关联起人与己、内与外，尤其是在于天地自然的融合中，寻找人生存在的本然意义。正如作者所言：“儒学的精义正在于调和、联通内与外、人与我之间的关系，将成己、成人、成物看作是接续贯通的过程。”

中华茶道与儒学精神的融通，以人、茶、道三者的互动为动力。在《天地融入一茶汤》第三章“茶人的修养”一节中，作者通过对“茶人”概念的阐发，对人、茶、道三者的关系也进行了论述，作者认为“初级茶者因茶见茶身，中级茶者因茶见茶性，高级茶者因茶见茶道”，由茶身、茶性、茶道的递进过程也符合人类实践和认知活动由表及里、由浅入深的普遍规律。唐代陆羽《茶经》有云：“茶者，人在草木间”，作为天地人“三才”之一，人的主体性的确立以及人与茶的互动，对于中华茶道的形成至关重要。统观中华茶道发展史，实际上就是茶这一自然之物，在与人的互动过程中，从其自然物质属性向精神人格化属性不断深化升华的过程，这一过程也便是中华茶文化得“道”之路。 

三、茶道即人道中的“无我”之境

在快节奏生活的当下，虽然我们无法把握每时每刻不断涌现更新的新事物、新忙碌，但我们却可以竭尽所能去把握当下的“自我”，让复杂的欲求简单一些，让忙碌的脚步慢一些，让急功近利的浮躁少一些。《天地融入一茶汤》一书，虽然是在言茶，却始终凝聚着高度的人文关怀。在作者看来，以茶为媒的生活方式、反思沉寂，是让人成为真正意义上的自由之人的绝好路径，能够满足现代人对于心灵港湾的精神需求。正如作者在第五章“茶通天地”中所言，“茶本身没有茶道，同样，儒学本身也不直接关切茶或茶事，将儒学跟茶文化、茶道关联起来，这就是一种文化建构，或者更具体地说，是将思想信仰落实在国民日常起居和交往方式之中的人为努力。”茶为国饮，正是人们将对理想生活的期盼，融入到了日常生活方式之中，以茶道来彰显人生态度、以茶生活诠释人生哲学。这种生活方式，由我国古代封建社会掌握话语主导权的文人士大夫阶层发起，与“诚意正心”、“修齐治平”等儒学精神融通，成为君子雅士的文化选择，并借由茶事活动的盛行、饮茶之风的民间化，逐渐扩散至全社会各个阶层。唐代陆羽《茶经》问世后，同时代人封演在《封氏闻见记》中写到：“茶道大行，王公朝士无不饮者”，《旧唐书·李珏传》亦载：“茶为食物，无异米盐”，到宋代时，更是上自帝王下至乞丐，人人皆饮。茶文化的流行、茶道与儒学精神的融通，使得古人敬天爱人、天人合一的理想经由“茶”这一天地自然、人伦社会之物得以在现实生活中通达实现。

《天地融入一茶汤》一书以“天地”为主标题关键词，彰显了作者对中华茶道的推崇之情。从狭义来看，“天地”者，天高地厚之宇宙“自然”也；从广义来看，生生不息，万物皆为天地孕育，“天地”为万物之源，万物皆包含于天地之间。老子《道德经》有云：“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由此可见，“天地”与“道”、“自然”三者，在百姓日常用语中经常互通互用，而互通的基础，则在于“人”立于天地之间，以“人”为沟通天地、道、自然的纽带，是“人”在遵从“道”之规律下的“自然”圆融。中华茶道与天地相通，力求在自然的隐逸、野趣中实现人、茶、道、天地之间的融合。《天地融入一茶汤》在“结语”一章中提出“茶道即人道”，人们在饮茶活动中遵循天地自然之道，将对自然、他者、社会的生活态度、人生哲学注入到茶道之中，实现了人道与茶道的融合，以“无形”的茶道代替“有形”的人道，在此意义上，原本受时空限制的肉身之“我”得以消解，而作为精神底蕴之“我”则融入到茶道精神世界之中，从“有我”的烦躁忙碌进入到“无我”之豁达圆融。由此，现代性发展可能造成人的物化、异化的现实紧张也在茶生活中得以缓解。在“茶与现代生活”一节中，作者从中华茶道“温润”、“淡泊”、“雅致”三个面相上提出“万物平等”、“宁静致远”、“怡情闲趣”的人生态度，倡导在现代生活中从真善美三个维度发力，实现参化天地、天人合一。

统观全书，其既有从宏观视角探讨茶文化、茶道哲学与儒家文化、儒学精神的互动互构，也有从微观层面梳理“洗尘”、“坦呈”、“苏醒”、“法度”、“养成”、“身受”、“分享”、“放下”等品茶悟道诸流程。置身现代都市，在十字路口徘徊张望，过往行人步履匆匆、形容枯槁，每一个人似乎都被卷入与时间和空间的角力之中。在这场无声的战争中，处于无限性时空流变中的有限性个体，时常陷入一种失去方向的迷茫之中，自我身份认同、群体身份归属成为每一个个体的时代之殇。天地之间，吾谁与归？于是，茶人们开始了精神家园的的认知寻道之路，以茶修身、以茶观人、以茶相交，在喧嚣中辟一静处，在啜茶须臾之间人与茶融合、与天地相交、与时空一体，感受时空的“瞬间永恒”。君子相交，如水隽永，此时茶汤之甘苦亦如世间之百味，“精行俭德”之茶自成为一种新的群体符号与身份认同。一言以蔽之，不管是道家的任自然、儒家的居于仁、还是佛家的圆融空寂，不管是茶与道通、以茶礼仁、还是茶禅一味，身囿时空且饮茶汤一碗，神游八荒即可天地与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