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中国人民大学茶道哲学研究所于2022年12月25日--2024年4月30日期间举办了第六届“我与茶道”优秀征文活动，得到了热心读者们的踊跃参与。本所组成了专家评审委员会，评选出了优秀作品，自今天起，我们将在“茶道哲学研究”网站、微博、微信公号陆续推送三等奖获得者的作品。本文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2021级本科生，再次感谢作者的支持！

 

林航

[摘要]2022年11月，“中国传统制茶技艺及其相关习俗”申遗成功，成为茶界一件要闻。一方面，从政治哲学的角度来看，这一事件对构建茶文化共同体而言有助于凝聚对于共同体的身份认同，由此也可以展望茶文化的发展前景和理想模式；另一方面，茶文化的发展模式也为当代政治哲学的理论批评提供了现实依据，成为反思多元文化主义实践活动的切入点，展示茶文化中的包容价值取向的重要意义。

[关键词]茶文化；共同体；多元文化主义

 

引言

将茶文化与政治哲学结合算是一种尝试，笔者将首先证明这一视域的合理性，并在此基础上试着发掘出关于茶文化批评的新维度，表明茶文化作为一种现实的文化共同体，其发展现状与历史能为政治哲学中的部分理论和实践进路提供批评意见，为现实的社会政治问题提供解决思路，以一种温和的多元文化主义立场构建政治自由主义的“现实乌托邦”。

 

一、多元文化主义与茶文化

政治哲学作为哲学与政治学的分支和交叉学科，有悠久的发展历史，在现代哲学中曾经历过一段时间的沉寂，经20世纪70年代政治哲学家约翰·罗尔斯《正义论》的出版而复兴，此后直至今日依然活跃，且部分理论建构深刻影响着现实社会的政治制度和活动。茶文化既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代表之一，也是在世界范围内具有多种面向的多样性文化，中国茶文化起源早，尽管在现代中国略显颓势，却依然是中国人生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中国人的行为和价值取向，在国际上仍是代表中国传统文化的一张名片。

初看起来政治哲学与茶文化并无太大关联，但事实上，鉴于中国茶文化的当代发展愈加彰显出一种源于和而不同的核心价值带来的强大生命力，在高度原子化个人的社会和由多元文化主义、身份政治、承认政治引发纷争与分裂的时代中，从中国茶文化中有可能找到缓解异化、弥合分歧的可能路径。

后罗尔斯时代的政治哲学中，多元文化主义[1]作为一种颇具影响力的学说，在当今西方社会成为很多现实政治活动的合理性依据。它常以一种身份政治的形式出现，例如性少数群体运动、黑人运动等，另一方面，如福山所说，“左翼是极右翼身份政治的先驱”[2]，一种由特殊身份带来的对于平等的不恰当理解引发了民粹主义对于民主政治的破坏和倒退，如特朗普的上台与民粹主义和种族主义的立场就有密不可分的联系。现代民主社会中的许多积极与消极演变都能在身份政治的理论主张中找到源头。在广泛的意义上来说，茶文化也可以成为文化多元主义中的具体所指之一，尽管就茶文化目前的情况而言，它并没有如此鲜明的立场而使之成为一种政治口号，相反，茶文化无论在国内还是世界各国，都不能算作主流文化，更多地作为一种文化传统和特征存在，茶文化共同体中的成员也不会将关于茶相关的共识作为政治活动的方针；除此之外，茶文化共同体并未真正像少数族裔、性少数群体一样在社会历史中受到明显的排斥，茶文化与主流文化之间的关系往往并不是“非正常”与“正常”的关系，而是相互构成与补充，因此平等的诉求对于这一共同体而言也不是紧迫的任务。正因如此，茶文化由如此温和甚至薄弱的文化立场，组成一个松散的文化共同体，为反思身份政治提供了一个视点，即在现代社会中，关于身份与共同体，是否必须是以一种强大而激进的立场彰显自身的特殊性，并以此追求平等的价值？

对此，可能的质疑是，任何相对小众的文化都可以作为对激进身份政治批评的对象，只因为它们没有强烈的平等诉求，在社会活动中也显得更加温和。但值得注意的是，茶文化不同于其他小众文化，在于其自身的价值取向与政治自由主义的某些价值暗合，同时茶文化共同体的实例成为了社会主体在原子化个人与社群中高度同一的个人之间的第三个选项，为反思现代性提供启示；另一方面，这种反思的结果使茶文化的未来发展理性路径显明，它并不聚焦于茶产业，而是在文化和社会意义上的乌托邦愿景，以作为发展目标，且这种乌托邦完全可以在现实中找到可能，因而是“现实的乌托邦”[3]。

 

二、多元文化中的茶文化

如上文所述，茶文化在当今社会并没有引发具有较强影响力的政治活动，这一方面是因为茶文化带来的身份认同相较于诸如民族主义、女权主义、种族主义等能引起的身份认同而言十分微弱，也不在具体的政治问题中具有过多的相关性，换言之，茶文化自身并不对社会制度有紧急迫切的变革需求；另一方面，茶文化中一个重要的具体内涵是包容的价值，这与以上提及的那些理论主张具有根本性的差异，强大的文化立场通常意味着自身无可取代的独特性，也将由此带来排他性，却以这种拒斥同一的方式追求平等，这一进路本身存在着难以解决的缺陷。本文以中国茶申遗为例，浅谈茶文化发展模式对反思多元文化主义和身份政治的借鉴意义。

中国茶申遗成功对于茶文化更广泛的传播与创新发展自然是有利的，但与一些强势文化不同，茶文化的发展模式是温和包容的，它并不如民族主义般在一种敌我二分的比较中强调自身更为优越，而是求同存异、兼收并蓄，就中国茶文化来说，不同地域不同群体饮茶制茶习惯方式各有差异，但就整体而言中国茶文化雅俗共赏，交流融合；世界茶文化中则更为明显，中、日、英、印等国家和地区的差异更为显著，但从未有优劣之说，从世界茶文化的发展历程来看，茶本身就是不同文明之间经济贸易、文化交流的见证。由此可以预见，中国茶申遗成功并不会改变茶文化发展的基本模式，而是充分发挥这种模式的优越性，在全球化时代中以共识弥合分歧，促进更深层次的茶文化传播与交流。这并不是说中国传统茶文化就会失去自身独特性，世界茶文化大一统才是其最终归宿；相反，和而不同是茶文化自身的特性，惟其如此才有茶文化在全球表现各异而共同享有这一名称的局面。

于是，对于多元文化主义和身份政治的种种，从茶文化的发展模式上可以总结现实经验：对于身份的认同，或许并不能以一种过于激进的方式在政治问题中表达，这种方式立足于自我与他者的截然二分，当这一划分完成时也就建立起一种二元对立，要在对立之中寻求平等对待是荒谬的，因为至少在直觉上，平等的基础不是差异，而是同一——平等的原因是社会中的每个成员都是（或都具有）X，而某个不是（或不具有）X的个体便不能在这个意义上与社会成员平等。这是源于启蒙运动以来的平等价值的传统，过去的人们将平等的基础诉诸自然法和上帝，现代则倾向于用理性、尊严、劳动等范畴加以解释。另一方面，身份政治要求个体自我的观念在集体中被消解，自我、身份以及由身份认同形成的共同体是完全同一的，个体的特殊性在关于群体的特殊性优劣之争的话语体系中不复存在，个体也没有得到充分平等的尊重，身份政治的对象只是身份符号，而非身份之下现实的个人，如果说用“异化”的表达形容并不恰当，那么这种做法实际上延续着一种过时的唯实论经院哲学的传统。

将批评的视角转换，也就不难以多元文化主义为参照，发掘茶文化未来发展的理想进路，警惕错误倾向，从它自身的历史总结经验：包容的价值即使不是茶文化价值最核心的内涵，也是重要的内容，尤其在今天的社会，我们从不缺乏分歧的意见，而是需要一致的共识以在道德和文化上维护共同体的稳定，茶文化自身这种可贵的特性使其在未来有良好的发展前景。

 

三、茶文化共同体的现实意义

上文提到，身份政治的过分主张磨灭了主体的个性或完整性，即便承认主体性不是完全独立于他者而存在，也不意味着主体不具备自我决断的自由和权利，而这是来自自由主义深层的坚定信念。茶文化共同体不十分强调自身区别于其他文化共同体的差异，尤其是对待内部的差异时更多体现的是包容开放的态度，用社群主义的观点来看，构成这一共同体基础的共同善是相对较“薄”的，它不具有太清晰的所指，各种关于茶文化的理解（即使是相左的意见）处在一种相对平等的关系之中。

以茶文化构成的共同体区别于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家庭和以政治关系为核心的国家这类传统共同体，它以茶文化为基础，超越了血缘、地域、身份等自然条件的限制，在某种程度上是成员有意识的自觉建构，因此是一种更为高级、具有超越性意义的共同体。这一共同体包括生产端的茶农、制茶师，销售端的茶商，消费端的茶客，以及行业监管部门等，在经济学意义上，茶叶贸易可以被解释为由看不见的手操纵的自发的活动，但就茶文化而言，它是以上层社会精英人士加以引导，与中国传统价值规范融合，吸纳平民生活实践经验，雅俗共赏，在上千年的漫长历史中逐渐演变形成，显然是自觉的行为。

这种温和的文化共同体，在当代具有一定的现实政治意义。它为两种极端——高度原子化的个人和高度同一化的社群——提供了另一种方案，作为个人与大集体的缓冲地带。桑德尔就认为：“当公民社会很弱小，鲜有中间机制来协调国家和个人的关系，社群主义的理念可能会是危险的，因为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可能认为认同感要么只能是国家主义的，要么只能是个人主义的。只有国家与个人之间的中间团体很发达时，社群主义才会是一种多元的伦理观……所以，认同和社区的多元化，是社群主义伦理观的要素，否则所有的认同感向一个单位集中。”[4]按照桑德尔的观点，要实现社群主义的真正理想，实现一种关于社会共同善的追求，一个重要的前提是如文化共同体这种处在个人与国家之间的单位能作为协调机制存在，它的丰富为社会成员提供了认同感的足够来源，而不限于完全的自我或过于抽象的国家，前者是一种会瓦解社会稳定的幻想，而后者为如法西斯主义这类的危险埋下了祸根。

因此，茶文化的共同体作为一种文化共同体，不仅在形式上具有优越性，也为基于共同体发展的理论提供借鉴，具有相当的理论与实践意义，它让我们见识到身份政治的另一个面向与可能：一种温和甚至是保守的文化共同体既能成为其成员认同感的来源，也不至于要以敌视的态度对待现实中的其他群体，一种更为理性和包容的态度无论是对于共同体本身还是对于更广泛的公民社会都是积极和值得欲求的。通过对茶文化共同体的反思，并不是要否认所有身份政治的理论建构与现实探索，相反，这种视角承认“身份”的合理性，它作为一个参考系，显示出以身份认同或共同体为核心的理论与实践或许可以转换思路：对于平等理想的实现，诉诸差异性也许是徒劳的，基于对抗的理论预设或心理无助于解决问题，而更大可能地导致更为严重的分裂与冲突。尽管以上批评不可避免地无法触及问题的所有实质或根本，相关的反思也至少提醒着我们——体现在茶文化价值取向中的包容是社会政治与道德生活的重要美德，尤其是在充满着分歧的社会中。茶文化申遗成功无疑将扩大该文化共同体自身的影响力和优势，却不是以强势的姿态排挤其他共同体，笔者相信，茶文化以及由此形成的文化共同体的光明发展前景是可期待的，它在发掘自身生命力的同时，也展示出现代社会形态的可能性。

 

 

参考文献：

[1]金里卡：《当代政治哲学》，上海译文出版社，2015。

[2]弗朗西斯·福山，吴万伟，罗亮：《新身份政治》，载《国外理论动态》，2019（07）。

[3]刘瑜，周濂：《理解“善”，才能追求正义——桑德尔访谈录》，载《南方周末》，2011年5月26日。

[4]陆遥：《“中国传统制茶技艺及其相关习俗”入选人类非遗——浙江牵头申遗，以6个项目居全国第一方阵》，载《浙江日报》，2022年11月30日。

[5]于靖园：《中国茶申遗那些事》，载《小康》·中国小康网，2023年1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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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对于“多元文化主义”这一概念有不同理解，本文在此指各种以身份为核心的政治理论，常见的身份政治理论讨论对象包括少数族裔、女性、性少数群体等。见金里卡：《当代政治哲学》，第424页，上海译文出版社，2015。

[2] 弗朗西斯·福山，吴万伟，罗亮：《新身份政治》，载《国外理论动态》，2019（07）。

[3] “现实的乌托邦”本身是一种对于罗尔斯政治哲学思想的理解，多见于其著作《万民法》。

[4] 刘瑜，周濂：《理解“善”，才能追求正义——桑德尔访谈录》，载《南方周末》，2011年5月2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