冉笑阳:茶道文化传播与复兴的哲学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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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本文获得了第五届“我与茶道”优秀征文三等奖,作者为西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员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哲学、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今日推送,以飨读者!
冉笑阳
摘要:禅宗的创立,将其理念与仪式转化为茶道,茶禅一体,中国人有了脚踏实地追求形而上学的生活艺术,茶道在本质上是对不完美的现实生活所做的完美追求。茶之道在传播中会遇到宗教,茶会碰到咖啡等,但茶里的禅道是根本,不管是作为主流还是补充,茶道文化都是生活艺术。工业化时代,人在世俗世界中面对的人与自然、人与人、生与死的对立愈加剧烈,茶道的复兴将再次为人提供“和平之所”。
关键词: 禅 茶 生活艺术
自从对茶和对茶道哲学的关注,一直寻思和体验着这茶与茶道及其作为一种文化何以兴起和传播的原因。“茶就是茶,还能是什么呢?”[1]序4茶也只是因为产地和加工工艺的不同,口感会有所不同,但它终究是一片树叶。但是“东西方彼此差异的人心,却在这茶碗中得以并存。茶道成了唯一一个得到世界普遍接受的亚洲礼仪。”[1]13茶与茶道文化起源、兴起于中国,但后来在日本却更加繁荣,茶道文化在世界各地不同程度的传播,在工业盛行的时代,茶道文化有再次兴起的的趋势。本文尝试对这些问题做哲学分析。
一、禅茶一体的生活艺术:脚踏实地的形而上学
自从人成为人伊始,人与自然即开始了对立,当人们携手征服自然的同时,人因为天赋能力的不平等人与人的对立也形成了。有了对立生活就有了烦恼和痛苦,最大的痛苦来自于生死的对立。与痛苦和烦恼一样古老的是人们对生活与生命的平衡,这正式各种哲学和宗教产生的根源,“动物只在死亡中才认识死亡,人是意识地一小时一小时走向自己的死亡。即令一个人还没有认识到整个生命不断在毁灭中这一特性,逐步走向死亡有时也会使他感到生命的可虑。人有各种哲学和宗教,主要是由于这个原因。”[2]71中国人在宋明理学和阳明心学之前,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哲学,即能够超越对立,追求世界的终极存在,能给人以终极的关怀的哲学。中国也没有能够在社会生活中广泛存在的宗教。
中国人不喜欢用遥远的天国来超越现实的生后,也不喜欢像西方人那样以概念和逻辑的形式来把握生活。中国人有自己把握生活的智慧和艺术,那是我们称之为“禅”的艺术,它是中国人脚踏实地追求形而上学的生活艺术,“真正属于我们的艺术就是当下的艺术:它是我们自身的倒影。”[1]121哲学与宗教也是对生活与生命的统驭,是有禅意的,但它们不是禅,因为它们缺乏脚踏实地的气质。广义的禅与人类一样久远,但这种生活的艺术在中国唐代宣示了它的一宗,抛弃佛家经典,“见佛杀佛”,人在现实生活中只要“见性”,便可“成佛”,不离生不弃世,禅宗以一种佛教前所未有的积极态度在肯定现实生活的基础上超越现实生活。禅宗在中国创立,完全是因为“中国人是脚踏实地的(practical)——杰出的脚踏实地;这与印度人的心智不同,因为印度人喜欢玄想,倾向于抽象、超世和非历史性的心智。”[3]135禅道在唐宋时期风行起来,那个时代的各人用不同的方式或深或浅地体验禅道,“琴棋书画诗酒茶”都是修禅的途径。
但终究是茶成了禅道的主要化身,禅道的精神气质与茶的物质属性决定了它们的完美结合。禅宗宣告的“见性成佛”这一“性”即是在现实的“形而下”的有限存在当中去窥见其“形而上”的无限存在,超越人与自然、人与人、生与死的有限对立。这就是“如如来”,即无所从来,无所从去。因为消解了一切包括生死的对立,所以是“永生”,是“涅槃”(“涅槃”本意为安稳,不恐惧)。禅宗反对死寂禅、空心禅,强调在现实中禅定,“意识在一个单纯的思想对象上。”[4]126这个对象要在生活中,但又要有超功利的特点,功利之物的用处都是“有用之用”,是有限的存在,不具有“形而上”的气质。因此,这个对象不但具有超功利的特点,还能与人合一的自然物。因为只有在自然里面,人才能进入到无限之中,解决生死问题,“生死根本也就是父母未生你时的根本”[4]78生命在自然里的个多中生生死死地永恒活着,“变化是唯一永恒之物——我们为什么不能像迎接生命一样,去迎接死亡?生与死其实是一体两面——如梵天的昼与夜。”[1]137父母生我之前之后,我都在自然里,自然里永恒循环着的是蓬勃的生命。就这样,人消解了世俗世界以自我为中心的主体性,繁荣的是生命的意志——我们内在的生命没入自然并同它合一。随着生与死的对立消解的是一切世俗的对立,正所谓“生死之外无大事”。
禅需要一个能在其中定慧的自然对象,在这个对象里面波若直观到自身的“如来本相”,“一叶草抬起,整个宇宙在其中展现;在每一个毛孔中跳着过去、现在、未来三界的生命”[5]76茶就是这“一叶草”,茶是形而下的,“柴米油盐酱醋茶”是日常生活开门七件事,茶在生活里面,但茶不是生活必需品,它关乎人的精神,它也具有“形而上”的气质。“谷栗之于饥,丝枲之于寒,虽庸人孺子皆知常需而日用,……。至茶之为物,擅瓯闽之秀气,钟山之灵禀,祛襟涤滞,致清导和,则非庸人孺子可得而知矣。”[6]247“祛襟涤滞”,从茶的物质性讲,主要是咖啡因的功效,从精神层面讲是茶本身在柴米油盐的功利之上,能够留给人更多的精神上的入定与观想,在现实中给现实“留白”,留出了让人的精神自由出入的时空,去领会其中的“闽之秀气,钟山之灵禀”,而且茶的仪式也不需要琴棋书画的才艺,是人人皆可行,茶性也不如酒烈,人人皆可饮。茶首先在寺院、上流社会和文人雅士中饮用,正式由于它的这个特点。中国人饮茶和种茶的历史比禅宗的开创早得多,“茶之为饮,发乎神农,闻于鲁周公。”[7]93这不是一个精确的考证,只是表明茶很早为中国人所知所饮,“道家在很早之前就有了饮茶的传统”[1]51,最早关于中国人日常饮茶的记录是西汉王褒写于公元前59年的《僮约》,也有西晋末年的杜育(?—311)写《荈赋》[8]6为证。
禅宗创立之后,需要把禅宗的理念和仪式生活化,茶是自然的载体,因为人们很早以前已经自发地在茶里面体验禅意了,只因禅有一宗,提升了茶的粗陋,特别是到了宋明时期,茶禅与理学和心学交相辉映,茶道正式形成,禅茶从此一体,日益成为中国人普遍喜爱的生活艺术。“禅宗能从生活中的细微之处得见大道,而茶道的整个理念正是其结果。”[1]72 人们在茶道仪式中体验天人合一之大道,努力对这个对立的、不完美的世界进行完美的试探,“本质上,茶道是一种对‘不完美’的崇拜,是在众人皆知不可能完美的生命中,为了成就某种完美而进行的温柔试探。”[1]3“完美”不仅仅是个体进入到天人合一的境界,还有人与人之间和平与爱的关系,各美其美,才是“完美”,“纯净和谐的状态,仁慈互爱的秘诀,以及社会秩序中的浪漫主义情怀,都是茶道的谆谆教诲。”[1]3
二、茶道文化的传播:美与爱的治愈
茶道文化起源于中国,在唐宋时期开始向外传播,至今世界各地几乎都有人饮茶。茶道文化的传播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取决于人们在精神层面上对禅道的接受和在物质层面上对茶饮的接受。有的是求禅更多,甚至给人的感觉是有道无茶,比如日本;有道地方是茶多道少,人们怀疑有茶无道,比如英国;在世界的其他地方,比如非洲于南美,虽然种茶,但当地人更多地饮用咖啡、可可等。但是,尽管茶道在精神层面上会与哲学或宗教相遇,在物质成面上会与其他“瘾品”(含咖啡因的饮品)相遇,但茶总是以它独特的气质,在这些之外,在生活中给人以美与爱的治愈。
茶道文化传入日本,并在日本更加兴盛引起了很多人的疑虑和兴趣,“茶道独发生于日本,窃意禅与武士道之用盖甚大”[9]182但茶道与武士道的关系一直使人们有些困惑,有人甚至认为茶道与武士道的齐头并进体现了日本人性格与心理的分裂。事实上,这是不是分裂,恰好是融合,因为以武士道组建起的社会,太需要禅道对世俗生活和生死的统驭和超越。日本在实际上是一个没有宗教和系统哲学的社会,日本从中国传入茶道文化,以茶道的完美与爱治愈的是武士道的痛苦,这就是茶道因武士道在日本格外兴盛的根源。
武士道体现的是权力意志关系或“统治关系”,这种关系是靠痛苦和恐惧维持的,武士的威望取决于对痛苦和死亡的忍耐,对武士而言,“如果社会威望取决于财富,这是最让他们感到难堪和激愤的事情。”[10]77武士因此取得凌驾于他人之上的特权——可以让别人痛苦和死亡的权力,武士佩带刀不仅仅是一种权力和种姓的象征,他们真正可以对平民用刀,到德川家康时期,将这个习俗变成了正式的法律法律。被压迫者为了获取特权者的认同,只能认同和承受痛苦,人与人之间天然的爱与和平的关系被扭曲或斩断了,——不能爱、不能表达爱。武士道是是以“殉道”为核心的体现“悲剧美”的艺术,整个社会对痛苦和死亡有近乎狂热的欣赏和赞美,“把苦痛和对于苦痛的意识和感觉当着真正的目的,他认为在苦痛中愈意识到所抛舍的东西的价值和自己对它们的喜爱,愈经久不衰地关注自己的抛舍,他就愈易达到所悬的目的。”[11]310妇女生孩子不能喊叫;士兵上战场只有赴死这一个准备,军队没有受过训练的救援队,在前线和后方都没有成套的医疗措施。切腹自杀的荣耀只属于武士阶层,千利休虽然被丰臣秀吉判死刑,但因为被判的切腹自杀,反而获得了荣耀,因为千利休出生于商人,不是武士。在痛苦和死亡中获得的荣耀来自他人的目光:整个世界的眼光都在看着你。但别人的目光终究是“吸人膏血的吻”。[12]33人虽然在痛苦中“陶醉”,但痛苦就是痛苦,奔向快乐是人的本能。
日本的茶道从一开始就与武士道一体两面,在形式上讲,日本茶道一直是在幕府(武士政权)的扶持下得以确立的。荣西撰写的《吃茶养生记》献给了幕府,被称为“日本茶道第一人”千利休也是受到丰臣秀吉的器重,革新和弘扬了茶道。茶道艺术的生命力来自它奔向完美的可能性,人在这种可能性中获得爱与美的治疗。千利休凝视破腹之剑吟唱,“诚敬恭迎,永恒利剑!弑佛杀神,开汝之路。”[1]165“永恒利剑”,并非手中之剑,是波若之剑,“那宝贵的波若慧剑就在这里,它的目的就是砍头用的。”[4]88这颗“头”,即是“二元对立”之头,利休用波若慧剑,斩断生死二元,超越生死中涅槃成佛。因此,茶道不仅仅是日本人“生的艺术”,也是他们“死的艺术”,——生也涅槃,死也涅槃。
日本茶道极少论茶的品相与滋味,而是非常重视仪式。日本茶道在千利休完善“和美茶”之后开始平民化,强调在人与人之间建立和平与爱的“伙伴关系”。齐聚在达摩祖师像前依次从同一碗中饮茶是禅宗的一个重要仪式,“禅宗的这项仪式,最终在15世纪发展成为日本的茶道”[1]41千利休曾经为丰臣秀吉主持了日本历史上著名的大野茶会,不论贵族、武士或平民,人人只要带上茶加上一壶一碗都可参加,人们也在同一个碗里依次喝茶。后来茶具中的公道杯应该是由此演化而来,不在同一个碗里喝,就在同一个碗里分茶喝。千利休还将日本茶室的门改造为不足三尺高,这种设计至今保持,“茶室入口特别矮小,十足小人国的大门模样,每个人都必须低头弯腰才能进去。”[13]169茶室外放有刀架,武士卸刀、弯腰穿过矮门进入茶室,是进入一种“无我”的谦卑境界,放下世俗的身份,避开别人的目光,“我们太在意他人的目光,以至走上了歧途。”[1]58清净,就是“不被人注视的那种温馨感觉。”[12]33
在17世纪,茶叶传到欧洲,英国成为欧洲最大的茶叶消费国。1610年,荷兰东印度公司第一次把茶叶贩卖到欧洲,[1]15但价格居高不下,英属东印度公司于1713年与广州直接通商,后来它在锡兰(今斯里兰卡)和印度种茶,成为世界上最大的茶商,英国人可能在这个过程中喜欢上了茶。但大多数人认为英国是有茶无道,可能是因为以下原因,第一,推动茶叶向欧洲传播的力量是资本主义商业,茶叶首先是被作为一种含咖啡因的饮品,就像咖啡一样,被扩大销售和种植的。英国茶商采用拼茶的方式,使用罐装或袋装,一旦某种口味受到消费者喜欢,就成为好的品牌,标准化总是降低交易的成本。其二,英国人饮茶时喜欢在茶里加入奶和糖,以补充能量,这这个习惯让人感觉茶坠入了世俗的实用。最后,也是最重要的是英国有基督教,不需要茶道。但笔者不认为在英国有茶无道,英国人一样的讲茶道的,只是本土化了,英国人喜欢中国的瓷器,中国的茶具与茶一起传入英国,他们喝茶不但用精美的茶具,还分晨茶、上午茶、下午茶、晚茶的茶礼,家人、朋友坐在一起歇息,洗涤世俗的纷纷扰扰,与在教堂礼拜是不同的道场。茶道在英国或其他一些西方国家作为宗教的补充,成为调适人们日常的生活艺术。
在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茶叶种植传入非洲。同一时期亚洲东起台湾西至伊朗,北到俄罗斯茶的贸易和种植都扩大了。茶树的种植逐渐也到了秘鲁、阿根廷、巴西。在这些地方,茶不如酒、咖啡和可口可乐那么流行,但在这些饮品代表的西方消费形态之外,茶以它独特的饮用方式载着禅道,仍然为人们提供着生活的“和平之所”。茶和咖啡“绝不只是提神瘾品而已,人类学家和广告主管都可以证明,它们是富有文化与政治内涵的东西”[14]26
三、茶道文化的复兴:现代人的和平之所
高度工业化的世俗世界是“因生产与消费之故”,通过机器组件起来的,机器似乎决定着人的存在方式,“生产装备趋向于变成极权性的,它不仅决定着社会化需要的职业、技能和态度,而且还决定个人的需要和愿望。”[15]导言6广告、娱乐新闻等“公众舆论”不断制造和主导着人们的需求,包括处事的原则、休息的方式、甚至爱和恨的方式和对象,这一切需求都是通过消费得以满足和实现的。商品好像成了人们生活的唯一目的,人的存在似乎被纳入商品消费这个单一程序之中,表面上人们过上了单一的、没有冲突的生活,但实际上,这是一个对立更加剧烈的存在方式。第一,这是一个完全没有“诗与远方”经验世界,人与自然完全对立。“在这个世界中,山谷和森林、村庄和客栈、贵族和村夫、沙龙和庭院都是经验世界的一部分。”[15]49二,这是一个没有主体性的、虚无的世界,人们在努力想活成主体的过程中,丧失了主体。人们迅速地替换自己的生活用品,甚至仅仅占有而不使用,物品里面没有任何其占有者的故事,可人是一个历史性的存在,人是自己的故事构成的,人需要在故事里面认出和确认自己。因此,在高速更替消费品的过程中,人很虚无。第三,这是一个权力意志关系的世界。人们在消费当中得到了表面上的平等,商品是“已经实现了的平等”[16]137但等价交换原则体现的仅仅是人在商品价值面前抽象的平等,事实上世俗世界的人与人的权力意志关系几乎都转化为消费比拼的形式了。最近在带货的直播间听到主播推销衣服的语言特征,要么是将衣服比喻为“战袍”,或者强调他人的“回头率”,这是通过激发人的意志胜利的动机去购买商品。在消费中的权力意志的较量是没有赢家的,消费者是被冠名为“上帝”的奴隶,因为人都被物化了。总之,消费中取得的满足感总是短暂和空洞的。当代人在虚无感和“统治关系”的交迫中隐约为自己独立的人格伤感,更多地遭遇焦虑、不安和恐惧感的袭击。
马尔库塞希望工业文明会带来“生活艺术”的发展,即人类对科学技术的使用会达到一个极点,这将会迎来巨大的转折,“它将展现一种本质上新的人类现实的可能性,——即以实现了的根本需求为基础的处于自由时间中的存在。”[15]183这“根本的需求”不是基本需求,而是真正的需求,是出自于丰富自身的需求,“这将意味着科学和形而上学传统关系的颠倒”[15]183。 中国人喜欢在生活艺术里面把握这形而上学之道,朴素地表述为“平常心是道”,“当我们的主观以‘一定不变的某种态度’面对内、外境界时就会感到心的存在”。[17]6在高度商品化的环境中,以“平常心”过本真的生活,就是坚守“精行俭德”的生活原则,一方面在面对各种欲念和需求时做出本真的选择,从异化的片平的消费文化中超越出来。另一方面,在人与人之间建立和平与爱的“伙伴关系”。
到了21世纪,中国再次成为世界上最大的茶叶生产国,中国人对茶和茶道文化的喜爱再度兴起。四五十年的工业化、城市化进程,人与自然、人与人的对立剧烈,为了消解生活的焦虑,兴起了“乡愁”文化,我的父辈很多人回到老家或农村修房、买房、租房,我父母也经常要么回老家,要么去山上度假房居住,喝茶、“归隐”自然,茶道文化在他们这一代人再度悄然兴起。我的同辈们不少人要么买买买、要么喊着想要“躺平”。现在又出了一个“元宇宙”,我认为“元宇宙”就是我们自己所在的,只是被扁平化了,元宇宙就是禅的那一“尘刹”(净土)。现在希望中国也鼓励年轻人学习茶道,《日日是好日》的作者森下典子,“一周一次的茶道课,从大学时代开始,不知不觉已经维持了二十五年。”[13]2
随着中国在世界影响力的增加,茶道文化也被越来越多的人喜爱。人们不用神秘的“元宇宙”,让我们用“吃茶去”点化自己,在茶道练习中训练生命的坚韧。茶道练习是在固定的形式上练习,泡茶过程中的每个细小的动做都需要不断的重复,“不要思考,相信自己的手”[13]37,先做出形,再放入神。神不仅仅定慧在茶里,还会通向那个生机勃勃的生命世界。饮茶可以随季节不同,我们的心在茶里随季节流动,会对自然越来越灵敏,雨天听雨、下雪观雪,灵魂从世俗世界解放出来,随着万物的节奏跳动,终于可以清晰地看到春的百花秋的月。这是个“不二”的境界,就像亚当在伊甸园的溪水里看到自己的影子也认不出自己,即不用从别人的眼光(那泉水、镜子)去看自己,不论成败善恶,过当下的、真如的,牧歌式生活。茶道里面有伊甸园,是当代人生活的“和平之所”。
最后,我想表达世俗世界是人的实在,人不可能无念,茶禅启示人们在“有念中无念”,茶建构的禅意世界不是漂浮在世俗世界上空的东西,它只是生活本身的一个变式,我们用这个变式去把握日常生活中的矛盾与对立。尽管有人如马尔库塞一样,认为禅宗、存在主义和颓废的生活方式一样,只“是对现状无害的否定”[15]13,但我们不能因此否认茶道艺术是脚踏实追求形而上学的生活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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