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本文为获得了中国人民大学茶道哲学研究所第三届“我与茶道”征文一等奖的作品。本文作者是云南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为历史人类学、西南边疆民族历史与文化等。经作者同意授权在中国人民大学茶道哲学研究所的网站、微博、微信公号推送，以飨读者。

 覃延佳

对于初涉茶界的我而言，平日除好独饮外，还喜从茶书中寻找“格茶”之道。遗憾的是，在中文知识界，虽然试图从哲学、历史学、文学、美学等不同学科叙述茶文化的书籍汗牛充栋，但不少作品要么在碎片化的材料中穿凿附会，要么在狭隘的文化民族主义中无限放大中国茶文化，抱持严谨学术态度，又有系统理论探索的作品甚少。基于此，笔者同意本书作者所言，目前“茶道研究方面的中文专业著作依然凤毛麟角”。[①]作为大益茶道院的高级合作伙伴，中国人民大学茶道哲学研究所所长李萍教授带领的团队近年来一直深耕中华茶道哲学领域，是国内少有的以哲学专业视角深究茶道义理的研究团队。因此可以说，是创作团队的学术品质吸引我细读本书。

本书贯穿始终的主线是将中华茶道的核心要义与儒家“天人合一”理路相结合，从养心、致知、明德、正伦、通天地、显人道等方面阐述中华茶道的精髓与内涵，阐释中华茶道与儒家精神之间的内在契洽。与诸多虚泛之作不同，本书作者并未对中华茶道精神一味的拔高或徒作空论，而是从茶之物质性、自在性及其与人之间的多元关系申论茶道之奥义，并结合大益茶道的实践经验，从现实社会中人之多重处境与茶道的精神境界构筑一个由物及人、由异时空到现世世界的完整叙述体系。笔者纵览全书，体会颇多，但因篇幅所囿，谨就以下几点浅见就教于诸位茶友。

 

一、茶与自我：“物性”与“人性”的互通

若说哲学的根基在于为人提供与世界相处的更多解释与思考路径，那么中华茶道哲学的核心点，首先在于梳理茶之客观实在性与人之主观能动性之间的关联与演化。本书作者在梳理人与茶之间的关系时，十分强调茶性与人的精神境界修养之间的关联。茶不仅具有一种自然存在的物性，也在被品饮的过程中，被人赋予其精神内涵。

本书导论部分，作者根据现有关于茶树的生物学资料及古文献材料，指出“茶树广泛分布于中国西南诸省（云贵川渝）和东南亚（缅甸、泰国）、南亚（印度）等地。”其中笔者深以为然的便是作者认为不应违背现代生物学的基本原理而过分强调作为生物物种的茶叶起源于中国。一直以来，中国茶史与茶文化研究中曾有不少人均力图论证茶叶最早起源于中国，其背后隐含着一种狭隘的文化民族主义情绪，遮蔽了研究首先贵在尊重客观存在的精神。本书作者摈弃这样的看法，从客观事实出发，主张“不必纠结于‘最早’、‘最古’式的排位，另一方面也不可仅凭只言片语的某句古文古诗古语就妄下论断。”并且强调“越是久远的东西，我们就越应该保持足够的警觉，慎做推断，更勿随意延伸。”[②]作者虽然高度认可中华茶道文化和悠久的饮茶历史，但却不盲从于狭隘的民族主义，坚持了难得的客观科学精神，肯定了物的客观实在性。

在“导论”、“品茶养心”和“事茶致知”几部分中，作者从茶所含有的物质属性出发，阐发茶的“即物性”，说明古人饮用茶品的发展历程及其功能变化，并基于物性与人性之间的互通与关联，对茶道做了清晰的定义：

茶道意指基于茶自身的性质而淬炼出的精神世界。茶自身的性质首先是它的自然属性和对人身心的益处，在此之上茶者在饮茶过程中围绕茶展开情感投射和意识升华，才有望进入到他所构建的价值、审美、观念领域，即人的主体性和自为性所充分显现的领域，这就是人所创造出来的精神世界。可见，茶道正是以茶为载体在品茗中以茶说事、以茶喻理、以茶论道。[③]

作者对茶道的定义构成本书论述的逻辑基础，一方面从纵向角度强调历史不同阶段茶叶饮用功能属性的变化与时人饮茶仪礼之变迁的相辅相成，指出中华茶道“滥觞于唐代，成形于宋代、发展于明代”的逐渐生成过程；另一方面，从横向角度指出中华茶道的内在肌理与儒家精神要义之间的互相契合，指出中华茶道以物性为表、以人性为里而彰显出来的修身齐家、格物致知精神，指明中华茶道之哲学基石。

其中，茶人事茶在养心、明德、致知、人伦等层面的自我精神升华，是中华茶道文化的核心。此外，作者注意到了认知科学发展中的具身性理路与儒家讲求实践性之间的内在关联，指出茶人诚心以待茶所彰显出来的文化意义。因此，作者借用具身认知（embodied cognition)概念，对茶道认知下了定义：

茶道认知是指以茶道为载体发掘并增进自我的认识能力与心智模式，它以人们在品茗中所产生的咽苦、生津、回甘等生理体验为感官经验基础，以茶技、茶艺以及与之相伴的饮茶环境、茶具把玩等为艺术审美，以茶事、茶德、茶礼、茶俗等为伦理仪轨，在此基础上实现生命的体悟与本性的觉解，在静心品饮之中反思自身，静观万物，以茶为媒来认知自我和周遭世界，进而借茶来寄情，由茶来悟道，以茶来通理，在此过程中生成并提升自己的心智模式。[④]

据笔者管见，目前国内从认知原理来探讨个体饮茶实践与智识养成的研究并不多。从认知人类学角度看，人之认知既受益于生理层面的先天禀赋，又涉及个体所处的地理、社会与文化环境之分殊，以至于认知科学、心理学、人类学等不同学科均在寻求合作，以综合研究方法探寻人与世界之间的协同进化，认知研究由此成为近几十年来国际人类学研究的热点之一。[⑤]由此观之，作者虽只是在致知层面探讨茶道认知之要义，但其学术视野与理论创造力值得称道。

最后，作者总结认为，茶道的要旨便是人道，“以人道形式呈现出来的茶道正是中华茶道的重要特质，也是儒学所影响、诠释出来的茶道精义。”[⑥]由此观之，作者申论之理路，乃从物性引申至人性，并透过儒家对人之修为与自我致知的阐述，将对茶之品饮的精神交流与相互促进纳入到儒学认知体系中加以阐扬。这既尊重了中华茶道发展以品茶为经、以神交为纬的发展逻辑，又充分彰显了儒家在处理自我、家国与天地之关系的博大精深一面。两者相得益彰，构筑了具有哲学根基的茶道体系，为茶人事茶的精神自洽提供思考与体悟路径。

 

二、茶与他者：礼仪实践与互为主体

从茶的物质性、人的自我认知角度阐发中华茶道，进而凸显个体借由茶道实践而实现自我精神境界的提升只是本书的一个叙述线索之一。除此以外，作者的另外一个申说重点是阐述茶道所带来的人伦秩序实践及与他者之间的相互理解。作者指出，人作为社会性的动物，不仅需要在生理需求中实现自己的价值，同时也要在社会联结中凸显自身价值。众所周知，中国传统社会向来以伦理本位为基础构建起人伦关系，并通过“差序格局”与仪礼实践来维系社会阶序。[⑦]在作者看来，基于儒家精神构筑起来的人伦秩序，不仅是一种与自我共生之道，同时也是个体与他者和谐共处的路径。因此，身处不同的饮茶环境，我们能感受到不同的他者镜像。品茶过程中所面对的物理空间与人伦空间，促使饮者以诚相待，在彼此的价值体系中相互确认，并透过品饮过程中的言行举止而践行其“道”。[⑧]

进而言之，由品茶而建立起来的认识他者之路径，有其共通之处。在人类学看来，他者是异文化的表征，指涉异域社会与我者之间的文化间性；但从哲学角度观之，他者不仅是一个外在的认识论客体，同时亦包含自我与他人关系的多向维度。作者强调饮茶过程中的精神相通，达致“自我与他者、个己与群际交相融合，呼应成趣，和乐融融，”同时也指出理解他人与提升自我的精神境界是互为主体的关系，一方面强调主客之间的高度精神契合，另一方面亦指出“茶礼的种种仪则、规矩、讲究正是为了使茶人之间明确彼此的分际与交往的规则，做到各安其分、各行其是，在和而不同中享受彼此交往的乐趣。”从而达到儒家“和而不同”的境界。

在品茗过程中，茶与人、主与客之间形成了三维互构关系，这种关系的达成与儒家所强调的格物致知、天人合一理念一致，也与茶人对于自我修为之提升的内在驱动相关。作者指出理解他者的核心路径，就是要发扬儒家精神中的“推己及人”理念。将品饮佳茗的自在惬意和与人论道精神互通相结合过程，亦是在实践中构建茶文化的过程。品茶者以物之体验为基础的多向交流，既建立了共通的身体感知，又实现了精神互促，从而共同构建了茶道的礼仪实践过程与文化场域。

 

三、茶与世界：茶之现世性与茶道现代性

除了道明中华茶道在认识自我、认识他者方面与儒家精神的高度契合，作者亦对以茶为核心建立起来的个体与世界的相处之道进行了阐述。作者深知，在全球化时代，现代社会在赋予人们生活便利的同时，亦给人带来无穷无尽的焦虑与烦忧。身处快节奏的工业社会中，人们不仅对自身的精神追求及价值呈现一度陷入危机，同时对自我与世界之间的关系如何调适亦无所适从。从熟人社会走向风险社会的过程中，人们肩上都背负着巨大的包袱与压力，以至于静心品茗成为一种奢望。

面对世人普遍存在的焦虑心态，作者很清楚，当论及当下中华茶道的要义时，茶道的现世性需要正视。一方面，茶道的振兴与发扬需要依托传统茶文化作为魂灵，另一方面又必须结合时代的需求，总结整理出一套符合现代社会需求的茶文化理念。对此，作者从关系主义与儒家所言的天人合一入手，承认个体与世界的存在是一个关系体系，茶道对这套关系体系的和谐构建可以产生其效用。作者坚持在全球化语境中申论中华茶道之发展，并力图在跨文化比较中彰显中华茶道的魅力。故在陈述中华茶道之发展历程时，作者指出中华茶道文化的形成与向外传播过程是同步的，日本茶道的发展与宋人饮茶仪礼的演变关系密切，荣西禅师的《喫茶养生记》便是生动例子。[⑨]

除了历史时空中比较叙述中华茶道与海外茶文化的密切关系，作者亦在共时态下对中国境内不同地区茶文化的不同面相进行研究、提炼。人类不同族群对时间、空间与人群关系的感知路径有别，故而衍生出基于语言、历史记忆、仪式传统、生计模式等不同层面的多元文化样态。[⑩]与此同理，作者亦指出，中国幅员辽阔，茶品多样，不仅各类茶之口感大有不同，各地茶礼亦深具地方性。现代茶道的研究，既要理解尊重全国各地不同茶俗、茶礼的地方性与多样性，又要对茶文化的“多”进行“一”的抽象和提炼。[11]作者从理论上对这种“多”与“一”的关系进行总结与梳理，所依托的逻辑是中华茶道中“茶通天地”的理念，力图在“吸取中华传统茶文化的思想底蕴”之同时，还要“以世界眼光看中国，吸取他国茶文化茶道的合理成分和有益内容。”[12]

作者对世界茶文化的兼容并蓄理念，对茶道现世处境的关怀，以及对茶人间关系的理性界定，既注意到了现代世界体系下个体联结的社交规范与价值共享意义，同时亦无形中鼓励人们以茶为纽带，在彼此的精神交流中，挣脱血缘亲属的束缚，从而在精神理性的拟制亲属中，完成一种自我、他者与世界的深度融通。在此层面观之，深具传统文化意涵的中华茶道，在哲学探寻与总结中，可以实现与现代性的融合，织构符合传统人伦秩序与现代社会体系构建相协调的茶道哲学体系。

除以上三个方面的启发，笔者认为本书还有两点值得称道。一方面，作者论说过程中的多学科意识。作者虽一再申论中华茶道的丰富意涵，但并未拘泥于哲学，而是结合认知科学、社会人类学等不同学科的创见，以为申论的参考。另一方面，作者虽试图定义茶道的意涵，却未将中华茶道视为一个明确的、僵化的概念体系，而是强调其基于文化实践的流动性，指出“中华茶道是一个未完成的创作，饮者借助茶在茶室空间与自己、与友人进行心的对话，人、茶、时空等多个要素都参与其中，每次品饮都有新的发现，茶道是永远行进的河流。”[13]这与将茶道本质化、绝对化的僵化论说有天壤之别，高下立判。因此，在附录部分，作者从现实角度出发，着重强调了大益集团在推进“中华新茶道”方面所作出的贡献及其未来的可能性，指出了普洱茶龙头企业在推进现代中华茶道发展过程中所具有的引领作用。

最后做点鸡蛋里挑骨头的事。作为集体合作的文字作品，尽管著者努力在结构、内容和文字上追求尽善尽美，但因不同执笔者之风格有别，故在个别内容的梳理上略有重复。此外，由于作者较为强调学术层面与大益茶道理论层面的阐发，故在具体概念衍伸上详述相关史事或案例的较少，对于有学术训练的读者而言，这是一种阅读享受，但对于初涉茶道的读者而言，阅读上略有难度。当然，瑕不掩瑜，阅读本书带来的智识享受与思维开拓，超出了茶道本身。身为人类学领域的知识工作者，笔者平日知识生产途径主要是前往各民族村落开展田野调查，在不自觉间容易陷入从具体个案与经验出发来理解周遭社会的思维定式，因此需要丰富自身感知世界的方式。在此层面观之，本书给我的启示还在于，促使我从感性牢笼中抽离出来，进入到以茶为载体而“思接千载，视通万里”的广阔天地中进行理性思考，并进而提醒自己：无论是与自己独处、对话，抑或与他者或世界交融、共处，茶皆为最佳伴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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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李萍等著：《天地融入一茶汤——中华茶道中的儒学精神》，人民出版社，2019年，第18页。

[②] 李萍等著：《天地融入一茶汤——中华茶道中的儒学精神》，人民出版社，2019年，第15页。

[③] 李萍等著：《天地融入一茶汤——中华茶道中的儒学精神》，人民出版社，2019年，第14页。

[④] 李萍等著：《天地融入一茶汤——中华茶道中的儒学精神》，人民出版社，2019年，第81页。

[⑤] Pascal Boyer，Minds Make Societies: How Cognition Explains the World Humans Create,Yale University Press, 2018.

[⑥] 李萍等著：《天地融入一茶汤——中华茶道中的儒学精神》，人民出版社，2019年，第221-222页。

[⑦] 关于“差序格局”，可参阅费孝通：《乡土中国》，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7年，第23-29页；关于礼仪实践，近年有学者从区域社会史视角，透过分析详实的民间历史文献，“自下而上”说明了明清以来礼仪下乡对于理解中国文化统一性与多样性发展进程的重要性，参见刘永华：《礼仪下乡：明代以降闽西四保的礼仪变革与社会转型》，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9年；亦可参阅科大卫：《明清社会和礼仪》，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3-23页。

[⑧] 李萍等著：《天地融入一茶汤——中华茶道中的儒学精神》，人民出版社，2019年，第152-157页。

[⑨] 李萍等著：《天地融入一茶汤——中华茶道中的儒学精神》，人民出版社，2019年，第21页。

[⑩] 参见莫里斯·布洛克著，周雨霏译：《人类学与认知挑战》，商务印书馆，2018年。

[11] 李萍等著：《天地融入一茶汤——中华茶道中的儒学精神》，人民出版社，2019年，第228页。

[12] 李萍等著：《天地融入一茶汤——中华茶道中的儒学精神》，人民出版社，2019年，第190-191页。

[13] 李萍等著：《天地融入一茶汤——中华茶道中的儒学精神》，人民出版社，2019年，第22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