茶道哲学研究所-中国人民大学 茶道哲学研究所-中国人民大学

茶道哲学研究所-中国人民大学电话

林玮:以“茶”为象征的天地美学及其传播问题——围绕《天地融入一茶汤》而展开

声明:本站所有原创文章均为作者投稿版权文章,转载请务必注明出处“中国人民大学茶道哲学研究所(www.teaismphi.cn)” 。个人投稿文章观点不代表本站立场,文责原作者自负,敬请读者诸君自行判断。

编者按:本文为获得了中国人民大学茶道哲学研究所第三届“我与茶道”征文一等奖的作品。本文作者是浙江大学传媒与国际文化学院副教授、博士生导师。经作者同意授权在中国人民大学茶道哲学研究所的网站、微博、微信公号推送,以飨读者。

 

林玮


“茶道”是中国独有的日常生活哲学形态,它源远流长,又极为现代;它具有超越性的高远面向,又沉浸于日复一日的生活之中。寻常人可以从茶中求得滋润、濡染,士大夫可以从茶里窥探天地的奥秘、人生的至道。中华茶道是一个极远又极近的问题。在21世纪谈论它,这个话题充满了历史感与当代性。

8c8923fadb8641ea903d03ca2a63ed5a.jpg

1d782bf058b4acacccaa5a5485345b35.jpg

李萍教授等学人共同创作的《天地融入一茶汤》,就可谓典型。它把中华茶道延伸至儒学复兴,又在当代语境中探讨了其实践与创新的可能。在我看来,这部书为中华茶道描摹了一种兼备思想与应用的路径,而在全球化的今天,这样的路径无疑具有高度的合法性与未来指向。它是一本中华茶道的当代生存指南。

唐宋转型:从天地向茶的过渡

茶道起源于茶,与唐代初现端倪,至宋代乃蔚为大观,这是《天地融入一茶汤》的基本观点。这一观点明确提出了“唐”与“宋”的分界问题。李萍说,在中国,茶始终是作为日用物质而呈现的,直到陆羽“开始强调茶的非物质性、非日用性,将之上升为审美对象和价值载体”。而这样一种指向,到了宋代才得以与儒家哲学一并走入抽象化、学理化的新阶段:“人在茶中,因茶而思”[]

其实,唐宋转型本就是中国近世研究的重要内容。日本国学者内藤湖南在百年前提出的“唐宋变革论”,经过深入的研究,已基本为学界所共识。只是,在从唐到宋的过程中,茶道究竟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呢?从其品饮的形态来看,最突出的变迁无疑是由煎到点的演进。纳入更为广阔的“煮—煎—点—泡”历史分期中,这一过程具有显著的枢纽意义。它把茶叶从最为原始、坚硬得需要“煮”的自然物,变为了切近于人群的、便捷之“泡”即可饮用的人造物。这一过程是“茶的原味真性得到彰显,茶的物质性得到更加充分的显现”的过程[],但同时也是“茶”从天地之物导向于隐匿在日常生活“柴米油盐酱醋茶”之中的过程。

在这一过程中,茶作为自然物的“天地”属性日益为人们所接纳,“饮茶方式越发化繁就简、饮者越发大众化”。它与唐宋之间“士人身份从门阀士族,向文官,再向地方精英的转型”[],构成了整个中国哲学在日常生活领域的“一体两面”。“天道本即与人伦融为一体”的观念从唐代禅宗传入宋代儒学而为公论,最终定格在了“茶”这一物质性的精神符号之上。这是历史的选择,也是中国人的幸运。一批文人在唐宋之间参与了茶文化的建构,实现了茶从自然走向人间,从形而上走向形而下的历程。精明的论者能够看穿这些文人的“伎俩”,发现“唐以前几乎没有茶诗”“‘茶’字是唐代的发明”等公理式的论调,甚至得出“茶”到唐代才出现的震撼结论,但这种论断并没有消灭“茶”,而是使其更兴盛[]

因为,“茶”始终是人之视野中的“茶”。在人与自然的关联中,它是“究人事以得天道”与“推天道以明人事”相勾连的中间枢纽。它是天生之物,是一扇通往自然的门。推开它,我们便看到了整个天地。在这个意义上,茶道是天道在人间的实践。率先勘破这个秘密的,是诗歌与佛教。“茶的崛起和以诗歌及坐禅为特点的禅宗的兴起同时[……]饮茶后来几乎被看作是禅宗的同义词”[]。但是,将这一秘密定型的,却是宋代儒家。也就是说,茶及其道存在着从佛教趋向儒家的过程。这一过程也是唐宋转型的一个重要面向。自此而后,茶道大行于天下。

茶道核心:人与物的关系问题

“道”应脱离于物的观念,明显来自于唐代,即《坛经》标举的“离世觅菩提,恰如求兔角”。到了宋代,其蔚为大观,成为一时文人的公论。有意思的是,这一过程被凝练在了“茶”之上,茶作为一种物,成了人与天地相沟通的中介性符号。可是,到了明代之后,这一符号倍加泛滥。在《天地融入一茶汤》中,这种变化以宋代“主理派”与明代“自然派”的分野而得到了一定的讨论,如李萍教授提出“将茶与其他具有风雅情趣的自然物关联起来”乃明代茶道的主流[]

事实上,作为物的“茶”在这一趋向自然的过程中,是有误入歧途的可能的。尤其晚明,茶的物质属性被高度突显。《小窗幽记》载“浇花种竹、听琴玩鹤,焚香煮茶”,《太平清话》详列“焚香、试茶、洗砚、鼓琴、校书、候月、听雨、浇花、高卧、勘方、经行、负暄、钓鱼、对画、漱泉、支杖、礼佛、尝酒、晏坐、翻经、看山、临帖、刻竹、喂鹤”凡24项,连《嫖赌机关》都说要“多蓄异香,广贮细茶。遇清客,一炉烟,一壶茶,坐谈笑语,穷日彻夜”。足见茶已然从清俭的象征,变为了趣味、时尚,看似与“道”甚近,实则离“道”极远,乃至“几成物妖,亦为俗蠹”(《广志绎》)。与茶相关的紫砂、建盏,莫不如是。

这种物经由人的把握,脱离自然,进入生活,转背变为借自然之名控制生活的状况,有人把它叫做“生活美学”,实则乃是“消费美学”。而要改变其颜面,人当成为中枢。《天地融入一茶汤》的寄望,正是茶人理应自视为儒生(君子)。“人在品茶中反躬自省,关照内心,其实正是展开人与茶的对话,进一步地,是人与身处其中的世界对话”[],而这种认识论与价值观问题,更有必要通过具体的修证工夫得到体现。书中提出的“爱—修—入—悟”的四境界说[]、“滋味、品味、真味”的三品法,乃至大益八式等,都可以看作是某种工夫论的路径。

这一路径以包容性为本,以从容性为末。那些看似清淡高雅的恋物美学,都必须建立在厚德(包容)的基础上,才有超越物的可能。而有了厚德,物便为其所役。譬如“功利心”就是恋物,而“要赚钱”则不是,“功利性”是对“要赚钱”的执着。茶人当然可以赚钱,但不应执着于赚钱。故李萍教授援引《大学》篇云“有德有此人,有人有此土,有土有此财,有财有此用。德者本也,财者末也。”有了“做君子”的茶道核心,人才能藉由茶而转向更为高远的天地境界。

天地美学:我们如何认识自然

“天地”的意义极广、极深。当代中国人所熟悉的一脉,可以称为“人定胜天”。在我寓居京师的十年间,临近就有一个开掘1958年的人工湖,名为“人定湖”。这种思路源自荀子《天论》“制天命而用之”,一宕而至近代鲁迅《野草》中“直刺着奇怪而高的天空,一意要制他的死命”,至今仍为社会的共识。

可是,“茶”作为“人在草木间”的意象,却并非如此。它强调的是人与天地的和谐关系,而这种关系是可以通过“茶道”来显现的。当你泡茶时,你就在为自己与他人走进天地打开了一扇门;当你喝茶时,你就用唇触碰着天地的边缘,用舌浸润天地的气息;当你感受回甘与生津时,你的身体就与天地融为了一体。这是一种相当基础,却又十分高级的“天人合一”,是“天道在人生哲学中的具体化”,更是一种“人对天地的体会”。而必须指出的是,这种体会必须转化为“美德”(既美且德),才能既“依从天地、尊重天地,但又不能为天地所缚。”[]

那么,如何才能“既美且德”呢?李萍教授清晰地叙述了两条前人提示的路径:一是以“孔颜乐处”为代表的“乐感文化”,其倡导者为李泽厚;二是以“恻隐之仁”为代表的“忧患意识”,其倡导者为牟宗三、徐复观、张君劢、唐俊毅等海外新儒家。虽然《天地融入一茶汤》更重视前者,但在我看来,以“茶”为象征的天地美学融入人世间的方式,实乃是二者并行的“双通道”。所谓“通道”,即是要“通达大道”,其目标所指乃是“天地”,而其感知所显则是“回甘”。

也就是说,以“茶”为象征的“一箪食一瓢饮”之“乐”,不是晚明那种消费意义上的“乐”,而是由“达观”所带来的“乐观”,是把自己融入于天地之中而产生的乐观。它既意识到个人在天地中是何等渺小,又为自己能够在如此广阔的天地中享有尊贵的意识与生命而庆幸;它“仰观宇宙之大”以生愧疚之心,“俯察品类之盛”又得欣喜之意。它不回避悲剧性,也不浅薄地趋向乐观,而是“不以物喜,不以己悲”,是“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

论者说,“今天我们提倡复兴中华传统茶道,正是为了疗治当代日渐被骨感化和躯壳化的现实世界,缓解身处不断沉沦境遇中的无数个体的焦虑,为身处其中的我们提供安身立命的精神依托。”[]那些“个体的焦虑”绝非天地美学的忧患意识,而是“物喜”与“己悲”。在茶所敞开的天地境界中,它们终将消弭无踪。

大益八式:走向茶道全球传播

1970年,地理学家J. M. 休斯顿在刚刚编撰完成“世界风土丛书”序言中这样说道:“纯粹的思想正日益被取代,新的思想说的是知识服务于技术社会[……]这是一个操作性思维的时代。”[11]这判断虽然未始没有价值评判在,但显然是一种宏观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趋势。今天的世界已经迥异于陆羽时代,当我们谈论“中华茶道”时,“回到传统”绝非一个上上之选,而应有新的探索。

首先,作为物质商品的茶已经流行全球,各地都有其独特的茶文化,以为中华茶道的“抵抗”。如美国人饮茶需加冰块,英国人喝茶需添香料,加奶、加果、加花瓣,不一而足。面对如此丰富的茶文化,中华茶道应有更为强大的包容性,尽可能改变过于雅化、纯化、美化的取向。后者可以“日本茶道”为例,它源于佛教,有着严格的、封闭的师徒关系,“属于小众文化或雅文化”[12]。这就很难走出圈子,面向全球,展开传播;对作为贸易商品的茶来说,亦非幸事。

其次,后现代社会对身体感知的重视,成为了不少传统文化复兴的契机,这也提示着中华茶道的变革。如印度古老的瑜伽文化,短短几年便席卷全球,与之相关的神秘主义哲学也获得了相当的青睐。中华茶道依儒家思想而独立,并不太重视身体运动的节奏性和程式化,而“大益八式”恰可以为突破口。它对每一环节的动作要求、情态表达,乃至背后的意义象征,都有深刻说明,是一种经由操作性身体感知而接近道体的路径,也可以是中华文化国际传播的一种有效途径。

再次,经过了工业文明之后的世界已经普遍意识到生态的重要性,有机、绿色的标签背后需要有深刻的精神境界以为支撑。对此,中华茶道无疑是一个绝佳的载体。李萍教授的著作以“茶道”为“天道”的勾续,正说明了茶叶本身就是天地的入口。它有两层含义:一是茶为中介,天地万物的奥妙都融入在一碗茶汤之中;二是人为中介,“茶的美好是通过茶人优雅的举止谈吐、娴熟的冲泡技术予以揭示、呈现出来的”[13]。而在面对全球进行传播的过程中,人(茶道师)的中介性将得到更为全面、深刻的彰显,他不仅是中华茶道的代言人,也是中国文化的使者,是西方世界认识和了解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一个“入口”。

上述三点路向,分别着眼于地域美学、身体美学、精神美学,都可以是“大益八式”面对全球传播语境的形态阐释。《天地融入一茶汤》以“大益八式”为构架,勾勒出了中国儒学与茶道哲学之间的深切关系,让人颇为向往。而这种关系正是以“茶”为象征、为枢纽,指向天地美学的整体构想。多年来,我一直想把自己写作关于“茶”的散乱文字凑泊而成一本集子。书未成稿,而书名已在我脑海中盘旋许久。我想以《草木人论》名之,因为,人在草木之间,即是“茶”;人在草木之间,即是“天地”;人在草木之间,即是“美”。



[] 李萍等:《天地融入一茶汤——中华茶道中的儒学精神》,北京:人民出版社2019年版,第12-13页。

[] 李萍等:《天地融入一茶汤——中华茶道中的儒学精神》,北京:人民出版社2019年版,第15页。

[] 包弼德:《斯文:唐宋思想的转型》,刘宁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549页。

[] 贝剑铭:《茶在中国:一部宗教与文化史》,朱慧颖译,北京:中国工人出版社2019年版,第21-22页。

[] 贝剑铭:《茶在中国:一部宗教与文化史》,朱慧颖译,北京:中国工人出版社2019年版,44页。

[] 李萍等:《天地融入一茶汤——中华茶道中的儒学精神》,北京:人民出版社2019年版,第19页。

[] 李萍等:《天地融入一茶汤——中华茶道中的儒学精神》,北京:人民出版社2019年版,第30页。

[] 李萍等:《天地融入一茶汤——中华茶道中的儒学精神》,北京:人民出版社2019年版,第116页。

[] 李萍等:《天地融入一茶汤——中华茶道中的儒学精神》,北京:人民出版社2019年版,第33-34页。

[] 李萍等:《天地融入一茶汤——中华茶道中的儒学精神》,北京:人民出版社2019年版,第117页。

[11] 转引自段义孚:《神州:历史眼光下的中国地理》,赵世玲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9年版,第8页。

[12] 李萍等:《天地融入一茶汤——中华茶道中的儒学精神》,北京:人民出版社2019年版,第200页。

[13] 李萍等:《天地融入一茶汤——中华茶道中的儒学精神》,北京:人民出版社2019年版,第127页。


  
上一篇覃延佳:物我合一:茶、现代性与互为主体——读《天地融入一茶汤——中华茶道中的儒学精神》有感
下一篇返回列表
X

合作交流:李老师

电话:010-82504240

联系我们

点击这里给我发消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