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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茶道“闲哲学”的用功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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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看来,向里用力的功夫路径包含了两种不同的用功方式。

首先,茶道的“闲功夫”需做减法以净性。通过前面的论述可以得知,“闲”的养成不待外求而依赖于主体我的精神体验,过多的外在欲求不仅不会实现精神上的安闲,反而会因“欲多而物寡”导致内心的焦躁不安,使得本来的那份闲情逸致荡然无存。老子就认为过分的外在享乐会导致自我迷失,指出“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五味令人口爽,驰骋田猎令人心发狂,难得之货令人之行妨”。因此老子提出“为学日益,为道日损”,要求人们“去甚、去奢、去泰”,通过“涤除玄鉴”洗净内心的尘垢,重新回归到人之本然的纯粹状态。“为道日损”的用功方式,正是通过内在的精神调试,运用减法来剥落物欲,以消除外在干扰,摆脱人为沾染。茶成乎天然,品性高洁,茗饮作为文人雅事,历来为名士高人所喜,而“非庸人孺子可得而知矣”。正所谓“柴门反关无俗客,纱帽笼头自煎吃”。宋徽宗在《大观茶论》中以“雅静之韵致”言茗饮真趣,认为饮茶者应是“缙绅之士,韦布之流,沐浴膏泽,熏陶德化,咸以雅尚相推,从事茗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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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见,饮茶作为“雅尚”之事切忌庸鄙粗俗,应尽可能消减外在矫饰,避免“俗闲”,这与茶道的俭德正相契合。陆羽在《茶经》中指出饮茶者应具有俭德,“茶之为用,味至寒,为饮最宜精行俭德之人”。在中国历史上,无论是《晋中兴书》陆纳以茶果招待谢安,其侄因私自盛馔珍羞而受责;还是东晋权臣桓温“每宴惟下七奠,拌茶果而已”,都体现出古人将饮茶视作简朴廉洁的象征。日本茶道的草庵茶风也力倡简约,从茶室设计到茶器使用,都追求一种古朴简素之美。千利休曾讲到:“追求荣华富贵,美味食品,那是俗世之举。家以不漏雨,食无饥苦足矣,此乃佛之教诲,茶道之本意。”(西山松之助校注.南方录.岩波书店,1995,第9页)通达“闲”所需要的减法,正是发挥了茶之俭德,少私寡欲,力避俗闲,通过减法来净化心性,摆脱外在羁绊,为自己的生命减负。运用减法功夫,可由执着于外物的获取转到内心的自由充盈,使饮茶不仅得以清身清神,更有清心之用,使得心性安闲,无所挂碍。

其次,茶道的“闲功夫”需要做除法以悟道。减法是从饮茶品茗中提炼出修养功夫,将过多的世俗欲望和外在诱惑从量上逐步消减,以净化自身心性,达到精神上的从容安闲。除法则是舍去一切干扰而直面道体,从质上做出根本性的改变。道作为万物的起源和本根具有唯一性,是浑然一体不可再分的,是“一”或“太一”,是形上的至高存在。因此,道虽散落于世间万物,周遍包涵,巨细不遗,但“道通为一”,万事万物都同出一源,本自同一个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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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与儒家所讲的理一分殊是一个道理,正如朱熹所言,“本只是一太极,而万物各有禀受,又自各全具一太极尔。如月在天,只一而已,及散在江湖,则随处可见,不可谓月已分也”。由于道显现于万物之中,因此人们可通过一切事物来参道,而茶的除寐涤烦、清韵高洁之性,使饮茶这一生活中的平常之事成为体道的绝佳媒介和方便方法。得道是人们一切行为活动的理想归宿,自然也是茶道之闲的终极目标,通过品茶悟道,使饮茶者超越日常生活而与道同体。

以茶体道需要做好除法功夫,除法不是细枝末节上的简单修补,也并非日积月累的点滴改进,而是明心见性,直达道枢,在纷繁变化的“多”中探寻永恒不变的“一”。除法功夫依赖于静的状态与心境,正所谓“归根曰静,静曰复命”,通过“致虚极,守静笃”来达道。茶道之闲对静有极高的要求。茶之本性“韵高致静”,饮茶自然是静雅之事,只有在静中才可品出茶的真味,才能享受到真正的安闲。林语堂先生在《谈茶与友谊》一文中讲到:“茶有一种本性,能带我们到人生的沉思默想的境界里去。在婴孩啼哭的时候喝茶,或与高谈阔论的男女喝茶是和在阴天或雨天摘采茶叶一样的糟糕。”(马明博、肖瑶选编.我的茶——文化名家话茶缘.中国青年出版社,2012,第218页)在饮茶中,通过守静来做好除法功夫,直抵道体,将人与茶、茶与道融而为一,使茶道之闲摆脱庸俗而进入超越层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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