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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萍:中国茶道的基本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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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与中国传统儒学思想的关联角度上看,中国茶道的具体内容可以表达为如下三个方面,即闲、隐、乐。三者统一到人,媒介是茶。“闲”是中国茶道的心理基础,“隐”是中国茶道的社会主张,“乐”是中国茶道的价值追求,就三者的内在关系来讲,“闲”是前提条件,“隐”和“乐”是刻意营造或试图表达的精神状态。

 

      “闲”就是有工夫,并且肯在茶上下工夫,茶道因闲得以成就,闲因茶道得以充实。时间上的闲只是一个方面,重要的是心理上、精神上的闲,要点在于一种生活态度,即从容应对,等闲看过苦难沧桑、视荣辱或名利为身外物,置之度外,心中只有茶,将我融于茶,将茶化作我。这样的“闲”正是精神成长、自我发掘和自由意志伸张所必备的思想品质,得闲之真谛的人才会在意向内观照,求取独立的个体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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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隐”的积极含义是脱俗、淡泊、精俭、洁身自好,这不是被动的退让、逃避,而是在知其不可为或者无力改换他人/外部社会时、仍然顽强保留自身的处世原则、固守内心的道德律,这是以一己之力抗争凡俗世界、庸常大众的随波逐流,不做犬儒,宁愿放弃世常的功名利禄以求取个人的精神圆满。因此,茶道中的“隐”揭示的是茶人饮者在生活、社会中如何立身的大问题,隐后返本,身处闹市求心安,身处高位知进退,隐与显是一对相互依托的对立统一,隐后再显的是本真的我,不忘初心,为人处世不忘己身。“隐”要有强大的内心支持才可持久,避喧嚣而处落寞,离繁华而安清贫,这非一般人可为。陆羽在《茶经》里说,“茶之为用,味至寒,为饮,最宜精行俭德之人。”他不是说喝茶后,人就自动获得了“精行俭德”,相反,那些本就“精行俭德之人”是最宜饮茶的,陆羽的意思十分明了,那就是人选择了茶,茶的德行是人的德性之外显,饮者之品性投射到茶这一实物上而已。

 

      西方哲人提出了德福一致,中国传统儒学更加倾心于“德乐合一”,如助人为乐、乐于助人、乐善好施,都是将行善、助人与快乐联系在一起。这样的快乐是一种因所认同的价值得到实现而产生的内心愉悦,是一种精神快乐,体现了“众乐乐”般的精神快感。“乐”使中国茶道明显有别于日本茶道。日本茶道生发于佛教寺院,最初由出家人阐发和传承,以后形成的茶道流派“三千家”,也严格维护了师徒授受关系,具有高度的封闭性,即便在今天也只属于小众文化或雅文化。日本茶道在精神内涵上突出的是施茶、吃茶过程中的寂、静、敬的成分,走向了纯粹形式化的理念体悟。中国茶道之乐重申了对此世的投入,由此对人身处其中境遇予以深度关切,因此,中国茶道具有更加平实的表现形式和更加生活化的现实关怀。无数的历史事件表明,无论身处何种情境下,多数中国人都易于快速接受现状,这与中国茶道乃至中国文化中的乐观主义是分不开的。(参见拙文“中国文化传统与茶道四境说”,《北京科技大学学报》,2015(05))

 

      迄今为止,有许多前辈学者对中国茶道的基本精神进行了不同的概括,他们都试图尽可能全面总结中国茶道的核心理念,但由于中国传统文化源头较多,难免挂一漏万,笔者所给出的概括是假设中国茶道与传统儒学存在高度一致,并有所吸收和发展。上文所提出的闲、隐、乐三个方面就是基于此的考虑。当然,这一概括甚少兼顾道家、佛教层面,这是笔者立论的视角所决定的,是有意为之。换句话说,从道家、佛教出发来谈中国茶道也不是不可以,事实上,中国茶道(特别是宋明以后)也确实包含了道家、佛教的思想元素。中国茶道兴起于唐代,此时中国传统文化的主体内容已经成型、成熟,此时此地所产生的心的文化内容不可能不深受其影响。笔者并不反对从不同视角去理解和提升中国茶道的基本精神,这些不同视角及其得出的结论都具有积极的学术意义,这些多样性的认识成果都可以极大提升中国茶道的思想品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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