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本文作者为陆军工程大学政治工作系教授，研究方向为茶业经济和文化史。该文全文刊登于《茶业通报》2023年第2期，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一带一路’视野下的西南茶马古道文献资料整理与遗产保护研究”（20&ZD229）阶段性成果。作者授权在人大茶哲所新媒体全文推送，以飨读者，感谢作者的信任和支持！

 

陶德臣

 

[摘  要]中国与蒙古国开创“羊来茶往”佳话的历史依据是蒙古民族向来十分喜爱中国出产的青砖茶，而习惯以羊等畜产品作为交换手段。蒙古民族嗜好青砖茶具有深刻社会客观背景，健康、饮食、环境等三大因素是蒙古民族喜爱青砖茶的主要原因。青砖茶在蒙古社会生活中的地位举足轻重，发挥着多方面功能和作用，主要包括充当食物、礼物、货币三大功能。历史上，青砖茶向由擅长贸易的晋商从中国内地精心生产，经长途跋涉运往蒙古等北方地区销售。“羊来茶往”的贸易格局满足了蒙古民族的饮茶需求，加强了内地人民与蒙古民族的传统友谊，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历史和现实意义。

[关键词]青砖茶；蒙古；喜爱；作用；贸易

 

引言

2020年初，新冠肺炎突如其来，中华民族戮力同心，同病毒进行殊死搏斗，终于控制住了病毒肆虐，取得抗疫斗争重大成果。为支持中国抗疫斗争，表达对中国人民患难与共的美好情感，2020年2月27日，蒙古国总统巴特图勒嘎不顾疫情肆虐，毅然来华访问，并向中国捐赠30000只羊，湖北及全国人民深受感动。为表达中国人民的感激之情，2020年12月8日，湖北省向蒙古国捐赠了一批对方抗疫急需的医疗物资，同时捐赠的还有湖北生产的20000份历史上远销蒙古的著名川字牌青砖茶、2000份历史名茶宜红茶（万里茶道上的著名茶类），开创了中蒙两国“羊来茶往”的佳话。中蒙两国为什么要开创“羊来茶往”的佳话？这还得从历史依据方面来进行解读。历史上，蒙古民族酷爱湖北生产、运销的青砖茶，作为交换，蒙古当地出产的羊等畜产品大量输往中国内地。因此，“羊来茶往”贸易格局的开创具有深厚历史基础和深远现实意义。

 

一、蒙古民族酷爱砖茶的原因

青砖茶是一款比较典型的边销茶，它首先是适应边销需求而发展起来的一种茶类。威廉•乌克斯说：“此种工业起源于古代，当时陆地交通利用骆驼运输，为便别起见，遂造成此种砖块”[①]。艾梅霞认为，将茶制成砖形更有深意。她认为，运输因素仅是压制砖茶的原因之一。其实，紧压茶能够比散装茶更好地保存茶叶的维生素及风味，制造茶砖时还可以加入更硬的叶子、小枝子，牧人煮茶时把小枝子捣碎，将小枝子中丰富的单宁酸、咖啡因、香精油都释放出来，茶叶的香气就会更加诱人。用这种制作方法生产的砖茶在欧亚大陆中部地区几百年来仍然受到追捧[②]。这话很有见地。19世纪40年代中期，曾在蒙古旅行过的法国传教士古伯察记载了蒙古人对砖茶的钟爱。他说：“蒙古鞑靼人用的茶并不以汉人消费茶的方式炮制。正如大家所知道的那样，汉人在一般情况下都饮用最幼嫩的茶叶，他们仅仅用开水泡一下就行了，从而使水具有一种金黄的色泽。那些经过粗加工并于其中混入纤细茶梗的叶子，都在模子中压缩并粘结在一起了，具有建筑业中使用的砖头之形状和厚度。这样制成的茶在市场上以‘鞑靼茶’的名称出售。因为这种茶几乎完全被该民族耗用，那些要消耗一大批这种茶的俄罗斯人当然除外。当鞑靼人希望煮茶时，他们便从砖茶中砸下一小块，粉碎后放入锅中煮，直到茶水变成淡红色为止。他们再从中投入一小撮盐，继续煮沸。当茶水几乎完全变成黑色时，再加入满满的一碗奶，然后在一个大罐子中倒入这种饮料，鞑靼人以喝这种茶为乐趣。”[③]

青砖茶深受蒙古民族人民喜爱，具有深刻的社会客观原因。具体说来：健康、饮食、环境等三大因素决定了砖茶是蒙古民族真正的民族茶，是最适合蒙古民族消费的茶类。

首先，从健康因素来看，茶是强身健体的最佳饮茶。入主中原的蒙古人就染上了饮茶之习。元朝灭亡后，退居蒙古高原的蒙古人继续保持着饮茶习俗。到了清朝，北方商业活动日益发展，商业贸易日益兴旺，以晋商为代表的行商北上，进入蒙古地区进行茶叶贸易，原产南方的茶叶源源不断输入蒙古地区，蒙古地区的饮茶风习得以形成。此时的蒙古民族不分贫富，饮食生活中都离不开茶了，饮茶成为生活中必不可少的必需品。蒙古族主要喝奶茶，有所谓“蒙古族是奶茶，奶茶出于蒙古地方”[④]之说。其他西北民族如哈萨克、柯尔克孜游牧民族都喜欢喝奶茶，这与游牧民族所从事的畜牧业生产方式紧密联系。蒙古族生活在高山草原地区，干燥少雨，寒冷时间长，所以饮料对他们是第一位的，其次才是食品。在未染上饮茶习俗前，他们主要喝马奶子、酸牛奶。当他们饮茶后，才发现茶是最好的饮料。奶茶香甜可口，而且强身健体。因为牧民多食各种肉类，饮用各种奶类，这些食物在满足蒙古民族生存需要的同时，也存在一些不可忽视的问题，这就是肉类、奶类不但有燥热的特点，而且人吃多了不容易消化，加上蒙古地区气候及环境的因素，蒙古居民不易得到新鲜蔬菜，人们就无法吸收到足够的维生素。恰好茶叶能够很好地解决这个问题。茶叶含有丰富的维生素、微量元素、单宁酸、茶碱等营养物质，从饮茶中可足够吸收到人体所需的某些维生素。况且茶叶中含有芳香油，不仅可以消脂解腻，而且能够降低健康重要杀手胆固醇的指标，有利于血管内壁富有弹性。茶叶这些助消化、解干渴、提精神、健脑力的种种益处，很大程度上解决了蒙古民族饮食结构的不足问题，十分有利于人们构建更为合理、健康的生活方式。此外，饮茶还有冬可保暖、夏能去病的功效，尤其是茶叶含有咖啡因等物质，能够让饮者极易嗜茶成习。因此，对一个长期饮茶的人，“一天不喝茶就头痛”之说是完全可以理解的。总之，茶对游牧民族起到一种医疗保健作用，而这种作用已经早被内地所证明[⑤]，所以说，蒙古民族饮茶的主要原因是茶有利于健康。

其次，从饮食因素来看，茶是补充营养的最佳替物。“按茶为俄国及我国内外蒙古与新疆各地食肉民族必需之饮料”[⑥]。蒙古民族位处蒙古高原，那里气候干燥，冬季漫长，富含维生素的新鲜蔬菜不易得到，生产方式又以游牧为主，靠食肉饮乳为活，这就决定了他们的饮食结构必然是以食肉饮乳为主。在反复比较过程中，他们找到了茶这一容易补充维生素、又有利于改善饮食结构的物质。从饮食结构改善的角度来看，蒙古民族饮茶的意义主要表现为：增加营养，平衡结构，促进消化。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们其实不是在饮茶，而是在吃茶。徐珂《清稗类钞•蒙古人食茶》就干脆说：“茶，饮料也，而蒙古人乃以为食。非加水而烹之也，所用为砖茶，辄置于牛肉、牛乳中杂煮之。其平日虽偏于肉食，而不患坏血病者，亦以此。”[⑦]经常情况下，牧民都是“把一块或半块砖茶放在像咖啡壶的铜制器皿里，羊油和牛油同煮，然后趁热把这种液态食品吃下去。在那寒冷的高原上，它必然是使人发暖的和营养丰富的”[⑧]。由此可见，取得营养是少数民族尤其是蒙古民族饮茶的重要原因。

再次，从环境因素看，砖茶最受欢迎实属必然。中国茶类丰富多彩，红、黄、白、青、黑、绿齐全，但蒙古民族偏爱内地人根本瞧不起、也从不饮用的砖茶，看起来有些令人费解，其实这其中有两个根本原因：一是价格比较便宜；二是运输保存方便。蒙古民族的饮食习惯、生存环境，决定了他们对茶的消费量巨大。徐珂《清稗类钞•茶叶大黄之互市》就说：“西北游牧诸部咸视茶为第二之生命，盖以其日食膻酪，甚肥腻，非此无以清营卫助消化也。喀尔喀及蒙古回部无不仰给焉”[⑨]。有学者认为，砖茶是“西北少数民族的民族茶”[⑩]，“砖茶是中国西北少数民族的生命之线”[11]，这话是很有见地的，笔者深表赞同。砖茶对于少数民族如此重要，消费量又很大，只有价格低廉才能赢得市场，消费者也才有购买能力。一般而言，砖茶原料比较粗老，因而容易做到价格低廉。同时，砖茶按照一定的重型、形状，压成砖茶，表面平整，外形美观，砖身紧实，在长途运输、贮存过程中比较方便，不易破碎，交易也很简便，因而深得少数民族喜爱，甚至能够充当货币使用。青砖茶分为36、27、24、39、64（小京砖）等多种规模，以每箱砖片数命名。36砖，每箱重92斤4两，片重2斤9两，45砖，每箱重115斤5两，片重3斤9两口，27砖，每箱重94斤半，片重3斤，24砖，每箱重32斤，片重5斤半，64砖，每箱重64斤，片重1斤[12]。36砖和27砖的市场为俄国、蒙古、中国张家口等地，这就是所谓的东口茶，24砖和39砖主要销场为蒙古、中国西北的绥远、包头、宁夏等地，这就是所谓的西口茶。64砖则稍往东北锦州等地[13]。

 

二、砖茶在蒙古的三大功能

蒙古市场是青砖茶的主市场。从某种意义上说，青砖茶就是专为蒙古民族生产的。在青砖茶最为兴旺发达的时期，生产、贸易均极为繁荣，产销两旺，除俄商外，仅“由国人自运至蒙古、新疆者亦有二十余万担”[14]。砖茶在蒙古具有多种功能，发挥着不同作用，大凡说来，主要有三大功能：

一是食物。即将茶与奶加在一起熬制成奶茶，趁热喝下。“这是西北地区最常见的做法，几乎所有的民族都这样做”[15]。这样做的原因在其合理性。第一，这与游牧民族的生活实际状况相符合。游牧民族由于生产方式的特点，决定了他们一般生活用品很不齐全，加上用火也不甚方便，往往所有的炊具加起来也不多，仅仅只有一把铜壶，外加几只碗而已。简单、实用是他们平时生活的基本特点，所以“一锅煮”成为最经济、最有效、最合理的通常做法。第二，这与游牧民族的饮食结构相符合。西北地区气候寒冷干燥，蔬菜比较珍稀难得，人们的饮食结构比较简单，当地居民没有正餐与便餐的严格区分，他们的基本食物除了肉类、奶类外，其他的就是食用方便的干粮。将茶加入种种佐料饮用，有助于给过于简单的食品平添一些味道，增加某种乐趣，实在是一件富于诱惑力的事情。这就是普通民从爱好饮用熬茶主要原因。“蒙古人把煮茶当做之沏茶。这样，茶劲可全部抽出，香味既丝毫没有失去，便不致损伤口味”[16]。“蒙古人在饮茶之前，先把茶叶煮过，使汁全部煮出。此法并不会损害茶的香味，因而这种茶根本没有香味可失”[17]。正因为如此，蒙古地区实际上不是在饮茶，而是在吃茶，价廉物美的砖茶最适合熬茶，销量因而最大。以内蒙古地区的归化城（呼和浩特）为例，这一带的蒙汉人民包括富有人士都只喝砖茶而不饮用其他茶，表现出对砖茶超乎寻常的热爱。1893年的一则材料说：“呼和浩特的商业中，自古以来最主要的项目就是茶叶，而茶叶之中又以砖茶，尤其是二十四块一箱的砖茶为主。这种茶叶几乎总是专门供给当地的汉旗居民和土默特居民用的。奇怪的是，在归化城和归化城周围地区，除了这种二十四块一箱的砖茶，可以说从来就不饮用其他的茶叶：再富有的商人和人家也都不喝白毫茶和花茶，而只喝这种砖茶。”[18]

二是礼物。能够充当西北少数民族地区社会交往中的礼品不多，而砖茶就是一种最常见的礼物。这种礼物由于在人们生活中如此重要，而且又具有多种社会功能，因而深受不同阶层人士的喜爱，被广泛运用到多种场合，赋予各种含义。这是因为砖茶不是本地的特产，而且使用广泛，所以作为礼物相赠，既实用又不失雅致。订婚时，送订婚茶，娶亲时送上马茶。人们在逢年过节、走亲访友时都以砖茶为礼，人们还把茶送给寺院和伴侣，并深得欢迎[19]。同样，在表示待人接物的礼节中，砖茶也起到重要作用。19世纪40年代中期，法国传教士古伯察笔下的记载：蒙古人与客人见面后寒暄后，“家庭主妇一言不发地向来客伸出了手。这些人迅速地从怀中取出木碗，这是鞑靼必不可缺少的随身携带物。他们把木碗递给女主人，她在斟满奶茶之后便立即还给他们。在那些稍微富裕一些的家庭中，一般都在来客面前摆一桌简单的小吃：酥油、莜麦面、妙小米、几片奶酪。这一切都单独分盛在四个经过油漆的小木盒中。大家随意选择一些这种鞑靼零食，再泡于茶中”[20]。他还记载道：甚至“当奴隶进入主子的帐篷时，主子不会不向他献奶茶”[21]。

三是货币。西北少数民族地区经济落后，没有货币的概念，使用也不广泛，因而具有贵重且使用广泛的物品均有可能充当货币的职能，充当一般等价物，这就是茶叶货币出现的原因。人们形象地说：“砖茶就是蒙古人的货币，而且那些想要穿过蒙古的旅行家，都必须随身携带一些砖茶。砖茶在蒙古，就好像硬币和钞票在欧洲一样”[22]。《茶叶之路》也说：“不同大小的茶砖适合不同的人，其中有运输或价格的需求，但更重要的是，某种被普遍接受的一定大小的茶砖在当地可以作为货币流通”[23]。俄国探险家普尔热瓦克图曾经库伦到北京，他写道：“在整个库伦城和蒙古，流通最广的等价交换物是砖茶，常被分割成小块用于交易，一只羊合12到15块砖茶，一峰骆驼合120～150块，一只中国烟头值2到5块。老百姓常常背一口袋砖茶甚至于拉一整车上集市交易购物，卢布与中国银两都不及砖茶”[24]。这种充当一般等价物的方式十分普遍。如阿•马•波兹德涅耶陕《蒙古及蒙古人》多次说到：“一个南瓜，半块砖茶”；“一普特干草卖到二块砖茶”；“蒙古妇女夏天到森林里采浆果，她们将这些浆里装进小桶里出卖，大约八至十俄磅为半块砖茶（即三十二个半银戈比）”[25]。

 

三、蒙古地区砖茶的销售

清代民国时期，蒙古地区销售茶的叶主要是青砖茶，并产生了多方面影响。由于本人已做过专题研究[26]，为避免过多的重复，这里不再做更详细的论述，仅简单进行一些梳理，以便加深对这一专题的印象。

砖茶在蒙古地区的传播有一个过程，其方向基本是先南后北，由东向西逐步推进。这一特点是由清朝在外蒙古政治势力的加强和治理能力的提高决定的。明代末年，北方地区的蒙汉贸易已经开展，张家口成为边境贸易的中心，贸易内容已经包括茶叶在内[27]。当时蒙汉茶叶贸易的茶类是黑茶，由于砖茶还没有产生，所以不应该有砖茶贸易的存在。需要指出的事，由于作为砖茶前身的紧茶帽盒茶已经产生，因此，推断明朝末年蒙汉之间帽盒茶的贸易已具备相当规模。入清后，蒙古地区有一个逐步纳入清朝统治的过程。当时清朝的劲敌有位处新疆的蒙古准噶尔部建立的汗国，它勾结沙俄，不但与清朝激烈争夺对蒙古的控制，甚至还严重威胁到清朝的稳定和统治。康熙（1662—1722年在位）亲征噶尔丹后，取得了战略上的主动，并增强了对蒙古地区的实际控制力。清朝在蒙古地区建立了前营科布多、后营乌里雅苏台，并在这两个重要战略地点派驻了大批军队，设置将军、参赞大臣等机构进行有效管理，同时允许内地商人在请领执照的基础上前往蒙古地区开展贸易。为了保持蒙古地区的稳定，清政府对内地与蒙古地区的贸易进行严格限制，但贸易活动的开展还是有利于内地与蒙古边疆地区的经济交流。随着形势的发展，清政府对蒙古地区的贸易限制有所放松，这就为内地商入涌入蒙古地区进行贸易创造了有利条件，蒙汉之间的贸易不断发展，蒙古民族需要的茶叶得以流入。到了康熙年间，帽盒茶已经发展为更加有利运输的砖茶，生产中心是湖北蒲圻的羊楼洞，组织生产者仍是经营蒙古茶叶生意的晋商。因此，康熙晚期，砖茶可能已经行销蒙古地区[28]。  砖茶行销蒙古地区的确切史料最早见之于乾隆年间（1736—1795年），具体时间是乾隆二十五年（1760），有资料证明砖茶从蒙古乌里雅苏台运销新疆古城（奇台）的情况。道光三年（1823）的上谕专门提到：“那彦成奏定新疆行茶章程，经户部议覆，乌里雅苏台、科布多砖茶不得侵越新疆各城售卖。兹将军果勒丰阿等奏，此项砖茶，由归化城，张家口请领部票纳税而来，已六十余年，未便遽行禁止”[29]。证之陕甘总督、刑部尚书那彦成所述即可知，蒙古所属乌里雅苏台、科布多地区砖茶输入新疆乌鲁木齐等处交换粮食的时间为乾隆二十五年，也就是1760年，数额多达7000余箱。他强调说：“并以乾隆二十五年曾奉谕旨，令贩卖杂货、布疋、茶封之商民等，前赴乌鲁木齐等处贸易，请将乌里雅苏台、科布多二处北路商民销剩余茶，准赴乌鲁木齐等处易换粮食”，“著照所请，准其令商民每年驮运砖茶七千余箱，前赴古城兑换米面，仍照例给发印票。只准该商等前往古城，不准另往他处售卖”[30]。这些确切言论说明，晋商行销蒙古乌里雅苏台、科布多地区的砖茶数量非常丰富，乾隆二十五年前砖茶早已畅销整个蒙古地区，因为货源供应充足，不但能够完全满足当时人民的消费需求，而且还有所富余，所以才能拨出一部分，由北面南下行销新疆。

输入蒙古地区的砖茶是以黑茶为原料加工而成的青砖茶，产地主要在湖北南部的羊楼洞、湖北临湘一带。湖北羊楼洞生产的青砖茶种类繁多，大体有5种，它们分别是：36砖、45砖、39砖、24砖、64砖。青砖茶市场广阔，销售地区有河北张家口、东北齐齐哈尔、锦州、内外蒙古丰镇、归化、绥远、库伦、恰克图及俄国西伯利亚等地[31]，其中蒙古在青砖茶的市场中占有重要位置，事实上，蒙古是青砖茶的最重要市场之一。《两湖砖茶的过去和现在》一文也谈到了5种青砖茶，它们分别是：36砖、27砖、24砖、39砖、64砖，其中36青砖、27青砖的市场包括苏联、蒙古、内蒙古、张家口等地，24青砖、39青砖销往蒙古、绥远、包头、宁夏、内蒙古等地，64青砖市场为东北锦州等地[32]。这则资料同样说明蒙古市场对青砖茶的重要意义。晋商大盛魁的著名小号三玉川的营销状况同样能够窥见蒙古主要消费青砖茶。三玉川是山西祁县最大的茶庄，它的茶叶业务是主要采购36、37两种砖茶，销售对象为张家口的旅蒙商，24砖茶的销售地区则是归化、包头两地，39砖茶，除替大盛魁采购的部分外，在砖茶有所剩余时，还售予别的旅蒙商。蒙古“前后营等处的蒙民，日久成习，喜欢喝三九砖茶，不喜欢喝‘三六’、‘三七’砖茶，尤其是喜欢喝三玉川制的三九砖茶。有‘三玉川’三个字标记的，就凭信得过”[33]。可见，蒙古民族对青砖茶有一种特殊的嗜好，并达成了高度的共识，区别仅仅只是不同地域的蒙民，由于消费习惯的差异，喜爱不同型号的青砖茶而已。

蒙古地区的青砖茶贸易采取的是一种物物交换方式。当然，归化城、乌里雅苏台、科布多等地，砖茶与羊、马进行交换的比价是有所区别的，尤其是乌里雅苏台、科布多两地，品质比较好的羊、马价格要远远低于归化城品质比较好的羊、马价格。这里也可以看出，旅蒙商进行不等价交换的一些真实情况。

表1.归化城、乌里雅苏台、科布多等内外蒙古三地茶与牛羊及其他物品的交换比价[1]

类别	地区	比价情况
砖茶与绵羊	归化城	每只绵羊相当于7块39砖茶的所值；每只好绵羊可达12块39砖茶的所值
	乌里雅苏台	2块39砖茶可换1只绵羊；每只好绵羊换2块39砖茶另加1包针或几盒火柴
	科布多	2块39砖茶换1只约重40斤的绵羊；每只约重50斤的绵羊换2块39砖茶另加一壶烧酒或1包针
砖茶与羊肉	归化城	每块砖茶相当于3斤绵羊肉的所值
	乌里雅苏台	每块39砖茶可换15斤绵羊肉
	科布多	每块39砖茶可换20斤绵羊肉
砖茶与羊皮	归化城	每张羊皮相当1.4块39砖茶的所值
	乌里雅苏台	每块39砖茶可换2张绵羊皮
	科布多	每块39砖茶可换3张羊皮
砖茶与羊毛	归化城	每块39砖茶的相当于2斤半绵羊毛
	乌里雅苏台	每块39砖茶可换7绵羊毛
	科布多	每块39砖茶可换八、九斤绵羊毛
砖茶与马	归化城	每匹中常的马相当于46块39砖茶的所值；每匹较好的马达86块39砖茶的所值
	乌里雅苏台	每匹中常的马换7只绵羊，等于每区换14块39砖茶；每匹较好的马可换14块39砖茶另加二、三斤糖或二、三包生烟
	科布多	每匹中常的马换7只绵羊，等于每区换14块39砖茶；每匹较好的马可换14块39砖茶另加二、三斤糖或二、三包生烟

   

旅蒙商主要在蒙古科布多、乌里雅苏台两处设立分庄，然后进行茶叶销售。除此种贸易方式外，他们一般还采用流动货摊这种方式进行贸易，以便更好更多地销售砖茶。如著名茶叶商号大盛魁总号由归化城派出去的货房子是大房子。一般情况下，组织结构如下：1顶房子包含14把子骆驼。1个把子又有14只骆驼，这样，1顶房子就有196只骆驼，加上领房子的掌柜们以及4匹乘马，1顶房子总共就有200峰（匹），按照15顶房子统计，共有210把子、294只骆驼。到了蒙古后，再进行新的改组，即把1把骆驼作为一个单位，改组为小房子，以此为贸易单位，分散到不同的旗开展流动贸易。由于这种贸易单位组织比较灵活，能够根据不同地域和人口的实际情况，可以用1把子骆驼组成一个贸易单位，也可以用2把或3把子骆驼组成一个贸易单位。这些流动贸易的单位，也各带一顶小型帐蓬，一般也称为一顶房子。每一单位设立1名领房子掌柜，还有几个做生意的助手。这些流动贸易单位，并不做零星售货的生意，而是深入各旗赊销货物，同时协同放印票帐的人员，将赊销货物的价款，换算为印票帐的价款，然后向王府取得货款凭据，这样就算完成了任务。

旅蒙商人从事砖茶经营，获益颇多。19世纪末，晋商著名商号大盛魁、天义德、元盛德名噪一时，当时设立在蒙古的汉人商号有9个，它们3个是这些商号中实力最大的，“其中大盛魁又独占鰲头”[35]。大盛魁的主要贸易包括“银票售货、牲畜买卖和茶叶贸易”[36]。这一商号经营的货物多达数十种，这些货物一般是按照砖茶的价格来进行计算，能比照茶价的就比照茶价；不能比照茶价的才按银两作价。大盛魁经营百货的利润相当惊人。仅以砖茶为例，“在归化城一块砖茶值价三钱多银子，运到前营就卖四钱多银子，这是一般旅蒙商的利润。而大盛魁赊给王府的茶，则以五钱银子计算，并为了预防在议定限内涨价，事先提高为八钱。一块砖茶除去运费，至少有四钱银子的纯利润。四千箱子茶（按三九砖茶每箱三十九块计算），就有六万二千四百两银子的利润”[37]。这些利润还没有包括利用种种手段，寻求尽可能多的利润的部分在内。

综上所述，历史时期的蒙古民族酷爱砖茶，砖茶在蒙古地区具有多种功能，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长期以来，青砖茶与他们的生活息息相关，密不可分，完全融入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从某种意义上讲，已经成为渗透到他们生命中的不可或缺的养命物资。蒙古民族对青砖茶的这种热忱和依赖，就为蒙汉民族开创“羊来茶往”贸易格局奠定了坚实基础，也为新时代创造新的“羊来茶往”佳话提供了历史源流。

[①]（美）威廉•乌克斯：《茶叶全书》上册，上海：中国茶叶研究社1949年版，第158页。

[②]（美）艾梅霞：《茶叶之路》，北京：中信出版社2007年版，第17页。

[③]（法）古伯察：《鞑靼西藏旅行记》，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46页。

[④] 罗布桑却丹：《蒙古风俗鉴》第2卷，第五章，沈阳：辽宁民族出版社1988年版，第17页。

[⑤] 吐娜：《新疆蒙古族茶文化浅议》，《新疆社会科学》2002年第6期。

[⑥] 金陵大学农学院农业经济系调查编纂：《湖北羊楼洞老青茶之生产制造及运销》，南京：金陵大学农业经济系1936年版，第2页。

[⑦] 徐珂：《清稗类钞》，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6320页。

[⑧] 姚贤镐编：《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第2册，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1321页。

[⑨] 徐珂：《清稗类钞》，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2353页。

[⑩] 段继业：《砖茶与西北少数民族社会》，《青海民族研究》2007年第2期。

[11] 段继业：《社会学视野中的砖茶》，《茶叶科学》2011年第2期。

[12] 朱自振编：《中国茶叶历史资料续辑》，南京：东南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97-98页。茶人：《两湖砖茶的过去和现在》（《中国茶讯》1951年第3期）则说：36砖每片重3市斤，27砖4市斤，24砖6市斤半，39砖4市斤，64砖1市斤2两。

[13] 朱自振编：《中国茶叶历史资料续辑》（南京：东南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97-98页）说销场为：张家口、齐齐哈尔、锦州、丰镇、归化、绥远、库伦、恰克图、西伯利亚。

[14] 吴觉农，范和钧：《中国茶业问题》，上海：商务印书馆1937年版，第114页。

[15] 段继业：《砖茶文化论》，《中国茶叶》2008年第9-10期。

[16] 孙毓棠编：《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1840—1895年）》第1辑，上册，北京：科学出版社1957年版，第48页。

[17] 姚贤镐编：《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第2册，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1322页。

[18] 高春平主编：《国外珍藏晋商资料汇编》第1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3年版，第74-75页。

[19] 段继业：《砖茶文化论》，《中国茶叶》2008年第9-10期。

[20]（法）古伯察：《鞑靼西藏旅行记》，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55页。

[21]（法）古伯察：《鞑靼西藏旅行记》，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178页。

[22] 姚贤镐编：《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第2册，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1304页。

[23]（美）艾梅霞：《茶叶之路》，北京：中信出版社2007年版，第73页。

[24] 程光，李绳庆编著：《晋商茶路》，太原：山西经济出版社2008年，第183-184页。

[25] 严明清主编：《洞茶与中俄茶叶之路》（一），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56页。

[26] 陶德臣：《青砖茶在蒙古市场上的销售及其影响》，《贵州茶叶》2019年第3期。

[27] 陶德臣：《古代北方东西两口的茶叶贸易》，《茶业通报》2003年第2期。

[28] 陶德臣：《砖茶究竟产生于何时》，《中国茶叶》2018年第6期。

[29] 赵尔巽：《清史稿》第124卷《食货志五•茶法》，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上海书店1986年版，第482页。

[30]（清）：那彦成《那文毅公三任陕甘总督、刑部尚书奏议》第59卷《请禁新疆私茶》。引陈彬藩：《中国茶文化经典》，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1999年版，第573页。

[31] 朱自振编：《中国茶叶历史资料选辑》，南京：东南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97-98页。

[32] 茶人：《两湖砖茶的过去和现在》，《中国茶讯》1951年第3期。

[33]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内蒙古自治区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内蒙古文史资料》第12辑《旅蒙商大盛魁》，呼和浩特：1984年内部出版，第90-91页。

[34]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内蒙古自治区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内蒙古文史资料》第12辑《旅蒙商大盛魁》，呼和浩特：1984年内部出版，第154-155页。

[35]（美）艾梅霞：《茶叶之路》，北京：中信出版社2007年版，第59页。

[36]（美）艾梅霞：《茶叶之路》，北京：中信出版社2007年版，第58页。

[37]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内蒙古自治区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内蒙古文史资料》第12辑《旅蒙商大盛魁》，呼和浩特：1984年内部出版，第9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