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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萍:论现代人文素养与中华茶道的内在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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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者按:原文系我所所长李萍教授刊登在《广东社会科学》2019年第6期的茶哲论文,征得作者许可,全文在本网站刊发,以飨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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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素养”作为精神文明的核心一直以来备受推崇,不过,不同时期、不同国度的精神文明特殊形式会对“人文素养”的具体内容做出迥异的规定。自人类踏上现代化进程,一路奔向以工业文明、城市生活、市场经济为外在形态的现代文明,地域差异和民族烙印受到极大削弱,现代文明所倡导的人文素养攻城略地,得以全面推进。中国自清末至今,先后有过两次现代化的尝试,都以失败告终,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提出的改革开放政策,可以说开启了第三次现代化进程。现代化是个全方位的立体过程,如何实现在地式现代化即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这是一个历史挑战。中国式现代化一定是包含了中国元素的现代化,中国传统文化在创造性转换后介入现代化进程甚至涂抹现代化的基调。本文将以中华茶道这一重要的中国传统文化形式作为分析对象,阐述它对现代人文素养培育所可能发挥的积极作用,从而揭示如何创设现代人的完整心灵结构,并破解现代文化中的紧张与对抗,提出中国式解决方案。

 

一、何谓现代人文素养

“人文素养”本身就值得玩味,它是一个组合词,也是中西文化和东西思想碰撞的产物。“人文”(humanities)是西式的表达,强调的是对人的心灵世界、精神成长、情感陶冶等方面内容的关注;与此相对,“素养”则是一个非常中国化的表达,显示了浓郁的本土文化传承。“素养”中的“素”古义为“素色”,“素,白纖缯也,从系众,取其泽也,凡素之属皆从素。”[1]本义为本色未染的生绢,这是一个会意字,取自丝织物如天然花朵一样光润柔软而垂下。在现代汉语中它指某物不加修饰的原本特性。“养”的意思就要繁多一些,它的原义是“供養”,例如,“養,供養也,从食,羊声。”[2]本义为饲养,古代人饲养动物以获得肉类食物,引申为“养活”“培养”,孟子曾言“我善養吾浩然之气”,此时指的是用心、精心培育、训练原本就有的“浩然之气”。另外,汉代时就完成的《淮南.原道》中也出现了“圣人将養其神”,可见,“養”很早就有了与精神、精气、思想的关联。不过,虽然“素”“養”都是很早就出现的汉字词,但“素养”二字连用则是十分晚近的事情。该词在日常生活中指一个人的教养,在伦理学中则指一个人所表现出的理性行为方式和古典气质,有素养的人通常做事有分寸同时有学识。

除了“素养”,“素质”也是人们经常提到的一个词。从汉字词源上看,“質,以物相赘,从贝”[3]本义为以财、物、人相抵做保证。清代郝懿行编撰的《尔雅义疏》中说到,“質者,信之成也。《说文》云:‘質,以物相赘。’‘赘,以物質钱。’是‘質’有信义。‘信’为诚实,‘诚’者物之所以自成,是即‘質’训‘成’之义也。”[4]但“質”的引申义非常多,包括秉性、内容、主体、朴素、验证、评断、衡量等,现代人通常用到的组词就有“对质”“物质”“质料”“性质”“品质”“质朴”等。笔者认为,与“人文”相联系,用“素养”远比“素质”要妥当,因为“素养”包含了不断培育、反复训练以达至某种理想状态的方面,而“素质”通常指原本就具有的内在且特殊的规定性,是相对难以受到外界影响、发生变易的。如果是从静态角度描述某个体的心智发育水平或者某社会的整体文明程度,可以用“素质”一词,但若要强调与修身、修养相关,具有伦理学意味的命题,用“素养”无疑更合适。

“人文素养”有前现代与现代之别。前现代的人文素养之内容主要是读经论史,个体人文素养的高低取决于他掌握古典学知识的程度,在西方就具体呈现为熟知古希腊哲学、古罗马法典、《圣经》文本、古希腊语、拉丁语等,在中国则指熟读大学相关的经典,如《十三经》等。可见,前现代的人文素养主要是文字词句性的文本研究,需要穷经皓首若干年才得以掌握其中的深奥知识,这些知识的获得并不为着某个现世目标,更不会产生什么经济效益,相反,只是为了传承文化、延续思想。在前现代人文素养中,古人为上、经典为重,相应地,热心人文素养的只是少数人,被视为具有人文素养的人更是微乎其微。

现代人文素养则完全不同。随着现代教育的普及,普通人接触知识、接受训练的门槛大大降低,科技迅猛发展和经济生活水平的快速提高,也使得绝大多数人有了更多的闲暇,自主学习的意愿大大释放,加之知识传播的手段和平台也有了今非昔比的进步,由过去单一借助昂贵的纸张,转变为多渠道,例如广播(声音)、电视(图像)、网络(多媒体)、街头招牌、图书馆的讲座(城市生活的公共空间)、民间组织的读书会(自助、互助学习)等等,只要想学,任何人都可以随时随地获得学习机会。在这样的开放式学习环境中,人们受到他人的影响,同时也影响到他人,例如,实时显示的流量、点评、关注都会成为潜在的读者或听众选择是否进入学习的考虑因素。

人文素养的理解有很多种,有学者认为是对人性的教化,克服落后事物达到先进的地步;有的学者认为培养有理想有思想的人所设置的课程和培养的形式;还有人主张人文素质是通过人类社会文化的学习和培养传播人类的文明成果。笔者提出,从内容上看,现代人文素养的核心要义在于对人何以为人问题的深切关注。这种深切关注,不仅具有人类普遍性的视角,更有关切者个体的特殊视角,自然地,现代人文素养不是千篇一律,而是因人而异的。“人何以为人”这一问题其实是对人存在意义即自身责任的思考,具体又包括了人对自然世界、人类社会的责任,还包括人对直接相关利害的他人(家人、友人、同事等)的责任,更包括人对自身的责任。现代人文素养呈现出以当事人为圆心,不断向外延扩的意识觉醒的图式。当事人走出狭隘的“私我”“小我”,意识到自己只是人类一员,同时负有人类一分子不可推卸的责任,他就开启了探求并身体力行人文素养的历程。这一过程同时就是“人的发现”的过程。个体的自我、社会中的关系我、人类中的普遍我在这一“人的发现”过程中反复呈现和叠加反思,促使当事人对人何以为人问题获得符合普遍责任的个性化答案。

现代人文素养绝不是人文知识的堆积,也非人文学科研究能力的自动展现,生活中不乏有知识无素养、有能力无素养的人,当然,读书、学术研究会有助于人文素养的提升,但并非主要的途径,更非唯一的方式,这就意味着,仅仅靠学校课程教育、课堂知识灌输以及学历教育的不断升级等,都不会自动带来具有丰富内涵的人文素养。现代人文素养离不开当事人围绕人何以为人这一问题所展开的心智成长和独立沉思,现代人文素养是高度个性化的,即便是总体社会的人文素养最终必须诉诸每个个体,所以,无论是个体的人文素养还是社会整体的人文素养,都需要一个相对缓慢的沉淀、蓄积过程。正是从这一意义上说,现代人文素养是对治现代社会病、价值理性缺失的利器,它可以克服现代社会快节奏生活方式导致的人的均质化、文化的庸俗化、思想的物质化等种种不足,让生活慢下来,给思考一个空间,让心灵得以安顿。现代人文素养的存在和充盈有效遏制了现代性负面后果的泛滥。

今日的许多有识之士都清楚地认识到:现代人文素养是人类共有的精神财富,应当大力推广和善加维护;人文素养的资源来自于所有民族创造出的优秀文化成果,既有对本民族的传统思想做出挖掘,又要开放吸收他民族的优秀成分;人文素养是要通过长久持续的教育才能生根发芽;等等。特别需要指出的是,现代人文素养并非愈新愈好,相反,一些现代人文素养的内容早在古希腊罗马思想家的论述中、中国先秦时期的诸子百家中、以及印度古典文明中得到了阐述,我们不难从东西方各国的古智先贤那里获得相同的启迪。这些大师尊者的智慧已经得到了长久历史的洗礼和无数代人的检验,他们所关切的问题具有全人类性,他们所给出的思考也具有普适性,对他们的信守其实就是打造和维护人类共有的精神家园,就是为今天的人们提供相互理解、彼此接纳的和平主义方案和现实主义建议。易言之,借助人类文明的“共相”所揭示出的真理,帮助人们超越地域冲突、宗教纷争。

 

二、中华茶道的源流

“茶道”在本文中的定义是“基于茶自身的性质而淬炼出的精神世界”[5]。茶自身的性质首先是它的自然属性以及相应地对人身心的益处,在此之上关于茶进行的情感投射和意识升华就进入到人所创造出的精神世界。中华传统文化所推崇的精神世界主要体现在心性、天命、义理等命题上,这些又被笼统地称为“道”,茶道[①]对中国人而言就意味着以茶为载体在品茗中以茶说事、以茶喻理、以茶论道。

毫无疑问,单纯的喝茶、饮茶本身只是一个生理活动,即便可能上升到心理活动,也仍然以感觉、体验为主,只有到了论茶、问茶阶段才上升到了复杂的思维活动,才可能涉及茶道的问题,此时就不能仅仅诉诸感官,而需依凭思维、心智。对个体而言,中华茶道需要依靠体证、体悟,即离不开品茶者的个人体验,这样的个人体验是可以言说、可以理解的主体性活动。

学界通常认为陆羽是中华茶道的首倡者。不过,陆羽的《茶经》通篇并未使用“茶道”这一概念,陆羽论述的重心是茶而非道。《茶经》主要谈的是如何像样地喝一杯好茶。与陆羽同一时期的封演在《封氏闻见记》中明确提到了“茶道”,他写到“楚人陆鸿渐为茶论……有常伯熊者,又因鸿渐之论,广润色之,于是茶道大行,王公朝士无不饮者。”[6]但从汉字的用语习惯来分析,此处的“茶道”虽然连用,却不是一个独立概念,其词意是指“有关茶的方式”、“围绕茶进行的活动”,简单的说就是饮茶之法。唐代诗僧皎然[②]在《饮茶歌诮崔石使君》诗中写道:“一饮涤昏寐,情思爽朗满天地。再饮清我神,忽如飞雨洒轻尘。三饮便得道,何须苦心破烦恼。孰知茶道全尔真,唯有丹丘得知此。”[7]诗中所言的“得道”与“涤昏寐”、“清我神”类似都只不过是饮茶之功用,即便是最后一句出现的“茶道”其实也是饮茶之法(更准确地说是“法门”)的意思。由此笔者认为,虽然唐代是中华茶文化的第一个高潮时期,但也只为中华茶道的出现做了铺垫,并未形成真正意义上的茶道。

宋代是众多中国式文化形式全面铺陈并达到顶盛的时期,在饮茶方面,宋代盛行的是点茶法,一改唐代解渴式粗放豪饮的煎茶法。宋代饮茶不再加香料、盐等其他味重之物,单纯的茶汤之原味得到突出,而且喝的过程也被延长了,开始强调煮茶者(茶主)和饮茶者(茶客)之间的互动,他们共同深切参与到品茶这一活动之中,所以,斗茶的出现才有了可能。斗茶时饮者相互唱和,因茶而发问内心不断自省,并由此反观世界,力图达到物我两忘的超然境界,茶—人—思三者高度合一:人在茶中,人因茶生思,思的对象关联茶,茶须臾不离人。由茶悟道,将道注入饮茶、品茶之中,这被视为一种独特的修为、静养,饮茶活动开始独立出“柴米油盐酱醋”,与“棋琴书画诗酒”并列成为了中国文人的素养,饮茶品茗中的赏玩、体验、觉悟,这就是中华茶道。[8]

唐代的饮茶活动还有着浓厚的、与物的深切关联,这干扰并降低了有关茶的超越性思考。宋代有所不同,闲适生活方式的普及和格物致知理论的兴起,为茶道的提出分别提供了现实的和思想的双重铺垫。[9]例如,朱熹就由茶格出理,他说“物之甘者,吃过而酸,苦者吃过即甘。茶本苦物,吃过即甘。问:‘此理何如?’曰:‘也是一个道理,如始于忧勤,终于逸乐,理而后和。’盖理本天下至严,行之各得其分,则至和。”(《朱子语类.杂类》)[10]朱子指出,茶道无非是理,无非是和,与理、与和合一的茶道不再是茶外之道或喝茶者的主观感受,茶道具有了客观必然性,它分有了理,只是具体殊相有异,分殊的茶在其内在精神上——茶道——只是一个理。易言之,茶道与理直接勾连,相通无碍。真正的茶道是自我充足的,不假外物,因而领悟茶道之人是精神圆满、快乐至极的。饮者因茶道体验而得到精神升华,饮茶活动也因茶道体悟而成为脱俗超凡的人生至乐。

如果说宋代提出的茶道属于主理派,那么,明代的茶道则是自然派大行其事。无论是“吴门四家”(沈周、文徵明、唐寅、仇英)还是“扬州八怪”(金农、郑燮、李鱓、黄慎、汪士慎、高翔、李方膺、罗聘),都追求寄茶道于自然物象之中,他们看重的是梅清茶心、雪洁茶清、竹幽茶韵等,明代文人追求的是茶道与自然共通的隐逸、野趣,饮茶同时就是在欣赏旷野、松风、清泉、竹海、梅林之幽情。宋代学者力主以茶为本的茶道构建尝试被改写,茶依托同类同种的它物而共存,并将之合二为一,这成为茶道的寄物说道方式。

宋代和明代分别提出的茶道学说不仅构成了中华茶道的主要流派,而且也提供了中华茶道的基本样态,以后的茶道再未取得突破性革新。就今日的状况而言,明代茶道流派的影响远远大于宋代茶道流派。因此,可以说当代中华茶道的出发点是寄情自然之物(饮茶环境、茶具、茶室等),由饮茶过程中的先苦后甜式的回甘体验类比人生,饮茶伴生的诸种情感(思绪、感触、情谊等)直接转化为关于智慧、信仰的理性判断,寓茶于情,由情及理。

20世纪80年代初,大陆百废待兴之际,台湾茶艺的输入无异于久逢甘霖,台湾茶艺所向披靡,台海两岸茶界交流一时成为佳话。随着更多人涌入茶行业,众多市县将茶产业打造为地方名片,与之相应的茶文化也四处开花。与日本、韩国和台湾地区不同,大陆地域辽阔,茶产地跨度大,茶种类繁多,加之各地历史上曾经有的茶俗、茶事、茶仪等等被不断挖掘、光大,20世纪90年代至今,茶文化研究在大陆进入“丛林时期”。例如,每年在各地都举办各种“茶文化论坛”,笔者受邀参加过多场,发现不少“茶文化论坛”上发言者自说自话,参会者之间缺少思想碰撞、观点交锋,论坛期间很难得出共识性成果。相应地,“茶文化论坛”后正式出版的论文集中的论文水平参差不齐,未能起到总结之前的成果、引领今后茶文化研究的作用。这部分因为“茶文化论坛”大多设定了太宏大的主题,论坛主题通常政治性多于思想性,宣传性高于理论性。前几年跟风科学发展、和谐社会,这几年追捧中国梦,近两年热炒“一带一路”。其实,这些话题已经成为了执政党的执政理念或国家行政决策,本身不是有争议的学术问题,没有多少讨论的空间,作为“茶文化论坛”的主题也许并不合适。

当代中国所处的时代场景已经大大不同于古代。在匮乏经济时代,茶乃是稀缺品,好茶或上等茶更是珍稀品,只有殷实之家方可享受,而殷实之家大多受过良好教育,识书达理,品茶论道、鉴茶赋诗等都只是士大夫、文人之间雅致生活的追求。然而,今日的中国人大多可以消费得起茶叶,茶叶的供应源源不断,茶叶的种类层出不穷,饮茶的方式不断翻新,茶真正成为粗茶淡饭般日常和廉价,饮茶者可能是每个人,此时,茶文化成为街谈巷议般稀松平常,茶道的提升就有了广泛的群众基础。

2018年7月至8月,笔者与数位同事一道进行了贵州茶俗茶文化考察,先后走访了遵义都匀、安顺、义兴、贵阳等地市。留下了三点深刻印象:第一,贵州茶产业发展之迅速、茶叶种植面积之巨大、茶业产值增长之高企,完全超出了最初的认知,贵州已经连续多年名列全国茶叶种植面积第一、茶青采摘量第一。第二,贵州茶叶种植历史悠久,晴隆茶籽化石的出土、茶叶贡品的史书记载、古茶树群和高树茶园的发现,都改写并极大提升了贵州茶在中华茶叶利用和人工栽培领域的地位。第三,贵州各地还保留了多种十分古老的茶俗,证实了茶药同源、茶食同源的猜测,这些茶俗的保留一方面得益于相对封闭的地理环境,历史上较少受到外来因素的强力破坏;另一方面也因融入了本地少数民族的日常生活世界而得到了较完整的传承。然而,在整个考察过程中,听到更多的还是作为产业的茶,较少听到作为文化的茶,几乎没有听到“茶道”一词。也许有人会说“茶道”太高冷、太生僻,跟普通人喝茶、种茶没有直接关联,其实不然。中国古人云“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易经·系辞》),道为器提供了指导,因为人是观念、思想的存在者,具有怎样的思想就会产生出相应的行为,换句话说,先有“道”然后才有在道指引下的器物制作、日常活动。同样,提出怎样的茶道就会形成怎样的理解茶的方式,相应地,就会形成不同的茶生活方式。

不能仅仅从茶视频、茶产业来看问题,茶文化也不够,还要回到茶道上来,要从茶道的层面来重新认识当代中国的茶叶事业。要做出哲学的阐发,将茶文化和品茗过程中的体验、感悟加以提升,激发茶人对天地、对自然万物、对人生使命、对生活意义的追问,将饮茶提升到精神纯化的层面。在茶道营造出的精神世界中,安放身处日常生活世界的普通中国人的精神家园和人生信仰。总之,在不完美的世界寻求美感、在紧张的生活寻求放松,这就是笔者所推崇的当代中华茶道修行,这样的茶道修行与现代人文素养紧密相关。

 

三、中华茶道何以成为当代国人的心灵慰藉

就保存下来、沿用至今的各种中华传统文化类型而言,茶道是最具有代表性的。中华茶道凝聚了中国国民性中的乐生、怡情;中国文化的内敛、入世;中华文明中的自然主义倾向等多方面的内容。可以说,中华茶道是包含了众多差异性于一体的复杂体系,儒释道各派各有自己的茶道,社会各阶层也有不同的茶道,不同地方的茶道更是异彩纷呈。然而,中华茶道之道并非终极意义上的道,它与完全脱离实物的形上大道有所不同。茶道是在品茶过程中体验到的以及品茶后所回味出来的,因此,茶道有“即物性”,它直接关联着茶性(茶的种类和品质)、饮茶时节(季节和时辰)、饮茶环境(茶室布局和装饰)、饮茶同人(同伴和对饮者)等等因素,中华茶道只是一种生活之道,是不离实物的世间道。总之,中华传统文化博大精深,茶道只是其中一种,既不是最重要的一种,更不是最顶端的一种,茶道无法承载全部的文化要义、精神品性或思想宝库,茶道的特性是因茶喻道,必须依茶言理,由茶入道,茶道难以“特立独行”。[11]

就人文素养培养这个层面而言,中华茶道不仅包含了人文情怀、淑世态度,饮茶、习茶本身也可以成为体用合一、道形一体的媒介,饮者在品茗中沉静思绪,洗涤心灵,获得精神成长。

好的生活才是值得向往的生活,而“好的生活”是就价值层面而言的,包含了人类普世价值,这些普世价值是可以为人生终极意义提供托付的良善价值。中国古人曾提出“返本开新”,我们不可能从无到有,更不可能从无知到有知,实际上,我们只能从已有到新的有,从旧的已知到新的已知。因此,寻求古代文化传统的启示、复兴茶道(包含了茶礼、茶艺、茶文化等),或许可以克服当代过于专业分割的人文素养碎片化的危机。

饮茶成本的降低和饮茶程序的简化,茶日益向民间普及,中国传统的文人茶文化逐渐被平民茶文化取代,平民茶文化是否可以延续传统中国茶道呢?笔者认为,中华茶道在今日获得实现变得更加可能,主要得益于物质手段和技术水平的提高,人们从繁重的体力劳动解放出来,闲暇时间增加,可支配的财富也极大增加,度闲和求乐变得唾手可得。然而,发达的物质生活和快餐化消费也使时间碎片化,精致生活追求变得局促和难觅,普遍的烦闷和躁动紧压了人的精神生长的空间,在丰裕时代如何安顿心灵、为我们的精神向往提供场所?这也许需要对中华茶道的表现方式和展示空间等作出适时的调整。

经过近四十年的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相当一部分中国人已经摆脱了物质匮乏和营养不良的处境,他们中的很多人转而追求更高层次的需要,例如爱的需要、自尊的需要、自我实现的需要等,已经有为数不少的人开始追求自由豁达、无欲无争的人生境界。中华茶道的复兴正迎合了现代中国人的价值转向和需要升级。学习茶道、品味茶道可以很好地满足人们的归属需要、自尊需要乃至自我实现的需要。今天我们提倡复兴中华传统茶道,正是为了疗治市场竞争社会中被日渐骨感化、躯壳化的现实世界。

人们通过茶道获得了人文素养,这一过程的关键是心理上的联想和思维上的类推。饮茶者将自己比作茶,从茶的利他、奉献中读出做人的道理和行事的态度。例如,通过目睹茶在热水中的两种姿态:浮或沉,类推出人在生活中的两种状态:拿起或放下,又进一步解读为在为人处世上做减法、求放心、排空私欲等。最为重要的是,饮者所悟出的道可能因人而异,但一定直指人心,令他醍醐灌顶。同时,悟道过程一定是自我的、个体性的,别人无法替代,这种自性、为己,往上可以接续古代儒学、佛教的传统,往下则可以与现代人文素养中的独立、自尊、理性等理念相符合。

复兴中华茶道可以构成克服当代过于专业分割的人文素养碎片化的危机之可行路径。中国古人曾提出“返本开新”,我们不可能从无到有,更不可能从无知到有知,实际上,我们只能从已有到新的有,从旧的已知到新的已知。之前人们过多强调了精神文明中的认知因素,大多采取课堂讲授的方式,这样的知识显得呆板、生硬,无法让人亲近。通过饮茶品茶,参加茶道体验活动所获得的人文素养却包含了除认知因素之外的情感、态度、行为等更多层面的内容,令人印象深刻,身心愉悦。由茶道而获取的人文素养是建构性的,饮者自己也参与其中,成为人文素养的共同生成者。在茶道中,天(道=知识)、地(茶=媒介)、人(饮者=求知者)三位一体,达到高度融合,这样的人文素养及其获取方式才是真正符合人文素养本质的方式,因而是最可取的方式。

中华茶道追求的是平凡中的不平凡。茶随处可见,饮茶随时可行,但从中澄明正心、反躬自省并悟及人生、事业、世界至理却甚难。中华茶道还强调以此悟之理、得之道返观现实,联系自身,身心不离,思遨游于天际而虑系于此在。就人文素养而言,茶道不仅包含了人文情怀、淑世态度,饮茶、习茶本身也可以成为体用合一、道形一体的媒介,饮者在品茗中沉静思绪,洗涤心灵,获得精神成长。

就像一杯好茶要具备诸多条件,茶树的栽培、茶叶的加工、茶器的选择、茶境的布置等等,一样都不能少,但每一样都要花费不菲的时间和精力。要有足够的耐心等待思想的积淀和理论的成熟,要相信“慢工出细活”,人文素养的养成需要十几年甚至几代人的持续努力才有望达成。中华茶道的理论大厦需要每位茶道研究者用可信的材料、可靠的推理一砖一瓦式地逐渐搭建起来。从一定意义上说,学术、理论或思想可以构成从事茶道研究者人文素养的一部分,放在社会语境下它们可以构成精神文明的重要内容。此外,将中华茶道融入人文素养之中做出可以推广的模式和成熟经验,不是短时间内一蹴即就的,靠请几位大腕、大咖捧场、站台也难以持久,最终仍然要落实到思想交锋、学术讨论、理论建构上。批判的武器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虽然需要与茶企业的交流、与茶商业的往来、与茶行业行政部门的沟通,但都不能替代独立的学术研究和必不可少的理论建树。这个道理不难明白,难的是始终贯彻在行动上,这大概也是中国古人感叹知易行难之原因了。

中华茶道不仅对今天的中国人有着非凡的意义,由于它在历史上所取得的辉煌成就,它也成为了中国文化的名片。在历史上,中国的基本政治制度、社会治理体系,还有各种文教政策、思想学说都纷纷进入并影响到周边国家。例如,中华茶道先后传播到了韩国、日本、越南、蒙古等国,并促成了韩国茶礼、日本茶道、越南茶俗、蒙古奶茶文化的成型,茶道成为了亚洲绝大多数国家的共同文化遗产。从亚洲共同体主义这一整体立场出发,我们认为,“茶道”如今成为了亚洲多国共同的文化传统,虽然各国走出了自己的特色,具有自身的独特方面,但仍然有诸多共同的成分,茶道中包含了对生命的尊重、对他人的尊敬、对自然的崇敬等,这些都是跨越各国政治政治差异、经济利益纷争的共同精神财富。

 

 

参考文献

[①] 比“茶道”更为常见的概念是“茶文化”。“茶文化”语义较多,外延可大可小,从学术角度看,“茶文化”概念过于宽泛,难以明确定义,而“茶道”则相对明了,故在本文中我们主要采纳此概念。

[②] 皎然是陆羽的好友,并对陆羽多有提携。需要指出的是,他对茶的体悟不仅有儒学背景,更有释家的底蕴。


[1] 许慎撰、徐铉校订、愚若注音.注音版说文解字[M].北京:中华书局,2015:279.

[2] 许慎撰、徐铉校订、愚若注音.注音版说文解字[M].北京:中华书局,2015:102.

[3] 许慎撰、徐铉校订、愚若注音.注音版说文解字[M].北京:中华书局,2015:126.

[4] 郝懿行.尔雅义疏[M].北京:中华书局,2017:177.

[5] 李萍.论茶道与医道在当代的融贯[J].云梦学刊,2019(5).

[6] 封演撰、赵贞信校注.封氏闻见记校注[J].北京:中华书局,2005:51.

[7] 高泽雄、黎安国、刘定乡编. 古代茶诗名篇五百首[M].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014:21.

[8] 李萍.论中国茶道对儒家自然观的扬弃[J]. 北京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1).

[9] 李萍.中国文化传统与茶道四境说[J]. 北京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5).

[10] 朱熹撰、朱杰人、严佐之、刘永翔主编.朱子全书.朱子语类.杂说[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4284.

[11] 李萍.论中国茶道对儒家自然观的扬弃[J]. 北京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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