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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润稼:论中华茶道哲学的“心”“智”圆融——以儒学“格物致知”为基础的省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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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中华茶礼:“心”“智”圆融的实践统合

通过格物致知所通达的天理,在儒学中以礼的形式展现于人伦社会之中。从某种程度而言,作为入世哲学的儒家思想,通过格物致知升华出的心与智,只有转化为现实生活中实在的礼,才真正得其所归。礼始于殷商时期“奉神人之事”的宗教祭祀活动,通过儒家一派的光大发扬,礼逐渐成为调理、约束人们行为的一系列制度规范,内含深厚的义理而外显为丰富的礼节、仪则。随着礼与人伦生活、王朝治理的深度融合,其在传统中国已然不再是单纯的道德范畴,而是形成了以礼治为核心的庞大文化体系。随着理论的演进与实践的发展,礼成为中华文明体系中最根底处的精神传统。礼,在儒学文化构念中,既是天理的重要显现,也是格物致知的主要内容。宋儒普遍强调礼与理的一致性,所谓“礼者,理也。理无物而不备,故礼亦无时而不足。”(《东莱外集》卷一)依宋儒所见,格物虽面对世间万物,但格物致知最主要的内容仍是人伦世事。而在儒学看来,依循礼义法度,明析天理人欲的边界,是格物致知的要义。朱熹曾言,“世间之物,无不有理,皆须格过。古人自幼便识其具。且如事亲事君之礼,钟鼓铿锵之节,进退揖让之仪,皆目熟其事,躬亲其礼”。(《朱子语类》卷十五)由此可见,礼既是格物致知的对象与归宿;也作为传统主流思想体系的核心要义,成为社会管理、人伦实践等现实活动所资依凭的根本规范。

格物致知所产生的礼,融合了心与智两个面向。儒家创始者孔子一生的志趣,旨在通过不断地生命修炼以通达“从心所欲不逾矩”的境界。孔子十有五立志向学,随着年岁增长,不断积习,从而立、不惑、到知天命、再到耳顺,经过一生的修习历练,最终达成的是“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的理想状态。朱熹在《论语集注》中,对“从心所欲不逾矩”解释到,“从,如字,随也。矩,法度之器,所以为方者也。随其心之所欲,而自不过于法度,安而行之,不勉而中也”。“从心所欲不逾矩”所强调的,正是使内心的欲念不违背、不逾越外在的礼法规约,使情感与理智、欲望与现实、自在与规矩这些本具张力和冲突的元素能够得到协调与统合,从而在格物致知的过程中,将外在社会的礼法、仪规内化为自我的内心信念。可以说,“从心所欲不逾矩”正是儒家通过格物致知所达成的一种自由状态,“不逾矩”并非外力胁迫所致,而是主体内心情感、理智与外在礼法、仪则的自然契合,是主体自愿自觉的行为。此种内外契合既是本心情感的天然萌发,也是内在理性的清醒自觉,这也正对应了格物致知中智苏与心醒的两个面向。

茶文化作为中国文化传统的重要组成,内在蕴含着丰富的茶礼。通过格茶所形成的茶道,并非简单直接的喝茶,而是有着许多讲究和雅趣,这些讲究和雅趣最直接、最主要的来源正是茶之礼,即在喝茶品饮过程中所凝练出的礼仪规范、程式法则,其既是茶事活动的主要内容,也是茶道精神的重要理念。茶之礼是儒家礼哲学与茶文化的深度融合,是以茶为媒介和载体对礼的理念与精神的日常性展现。茶道立方圆之规,别万物之序,正是于明分定礼之中体现对万事万物合宜恰当地理解与把握,茶礼的设计与表达也正体现出心与智的融通和合。

一方面,茶礼对规矩、仪则的重视表现出强烈的理智向度。礼在古文中释为“履”,其所表现的意义正是人们的思想和行为所要遵循的规范和准则。儒家的礼,通过详尽的礼节、仪式来规范人们在社会生活中的角色,使每个人依据自身所属伦理角色的要求展开行为活动而不相僭越。通过礼的规约调控实现正名,使每个人明确自身立身行事的限度,界定自我权利义务的边界,使人们的社会行为有序有节、合义得当,这正是人的理性智识在人伦生活中最基本、最重要的展现。儒学礼的理智向度下贯到茶礼之中,展现为茶礼中清晰而理性的仪则与程式。

喝茶有讲究,茶道有规矩,茶之礼对礼法、仪规合乎分寸、恰当合宜地把握在本质上是一种深刻的理性之思。完整的茶事活动,包含洗茶、煮水、投茶、煎煮、分酌、品饮等环节,不仅每一个环节都有严格的流程和规范,而且诸多环节有序衔接、相互协调,在烹茶时要求“茶滋于水,水藉乎器,汤成于火,四者相顾缺一则废”,在品茶时讲究“目视茶色,口尝茶味,鼻闻茶香,耳听茶涛,手摩茶器”(《茶疏》)。单就泡茶而言,茶叶冲泡所讲求的法度,每一个环节都需注重“量”的取舍与“度”的把握,做到无过无不及。“在水温和冲泡时间一样的情况下,投茶量的多少决定了一杯浓度、苦甘。泡茶过程中,什么样的水温,什么样的壶体,什么时间出汤,无不讲究量与度。”[6]201茶礼中所讲求的种种程式、技巧、仪规,没有理性的介入,缺少理智的参与,是绝然无法实现的。

另一方面,茶之礼中还内在表现出对本心的关照。儒家礼学认为,礼具有“礼之文”和“礼之本”的区分。礼除了仪则、规范、制度等“礼之文”的外在设定外,还具有“礼之本”的精神实质。正如儒学所言,“人而不仁,如礼何?”,“义生然后礼作”,礼背后所包含的由本心所发轫、彰显出来的道德心性,才是礼之本质所在。梁漱溟就认为“礼的内容实质是情理,是情理之表出于体貌同者”。[7]745人们之所以乐此不疲地痴迷于茶事茶礼,专注于泡茶时的程式、技巧、仪规,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人们可以从中感受到强烈的审美意义与精神趣味,满足身心的修炼。于清饮之中,人们可以品味纯然真味,体验舒放自然、从容洒脱的心境,此内在心性之觉解,恰是自我回归、发现本心的过程。喝茶的这种精神体验,源于个我体悟,更多的是内在的心性超越,而与外在环境无关。茶与人相遇之后,不仅人丰富了茶的价值意义,而且茶也使人得以返璞归真、寻回本心。明代朱权在《茶谱》中曾创制一套烹茶程式,不仅涵盖了茶事的所有流程,而且配之以琴棋诗书等雅事于茶艺之中,颇得茶礼妙趣,体现出对本心的关照。“命一童子设香案携茶炉于前,一童子出茶具,以飘汲清泉注于瓶而炊之。然后碾茶为末,置于磨令细,以罗罗之,候将如蟹眼。量客众寡,投数匙入于巨瓯。候茶出相宜,以茶筅摔令沫不浮,乃呈云头雨脚,分于啜瓯,置之竹架。童子捧献于前,主起,举瓯奉客曰:‘为君以泻胸臆。’客起接,举瓯曰:‘非此不足以破孤闷。’乃复坐。饮毕,童子接瓯而退。话久情长,礼陈再三,遂出琴棋,陈笔砚,或赓歌,或鼓琴,或弈棋,寄形物外,与世相忘。斯则知茶之为物,可谓神矣。”

总而言之,于茶礼之中,格物致知所体现出的心与智,不仅有了各自表达与显现的形式和空间,而且在茶事活动中二者表现为彼此交融、同生共长的整体性存在。茶人的理性沉思、心性本体,都恰当、合宜地表现于茶礼之中,从而为自身的心性与智慧提供了理想的安顿之所。尤其是在快节奏与多元化的现代社会,以儒学的格物致知为修习方略,通过对茶事生活的人文关怀与哲学运思,可以在一定维度上实现现代人心性与智识的觉解。而且,将中华茶道哲学的理念与实践融入社会生活,可以有效避免现代社会原子式、工具性的人伦样态,重建人际之间的伦理信任与伦理感情,从而为实现美好生活提供现实且富足的人文助益。

 

[参考文献]

[1] 梁漱溟.中国文化要义[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

[2] 陈鹏.现代新儒家研究[M].福州:福州人民出版社,2006.

[3] 陈文华.中国茶道学[M].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2010.

[4] 马明博,肖瑶,选编.我的茶——文化名家话茶缘[M].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12.

[5] 金岳霖.论道[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7.

[6] 吴远之.大学茶道教程[M].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13.

[7] 梁漱溟.梁漱溟全集[M].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90.



[]本文由第二届全国茶道哲学高峰论坛会议论文修改而成。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儒家信任模式在现代组织中的生成与运用研究”(17CZX059)和北方工业大学毓优人才支持计划项目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作者简介]王润稼,男,1987年生,北方工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中国人民大学茶道哲学研究所研究员,哲学博士。研究方向:儒家伦理学、茶道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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