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格茶之理：中华茶道哲学中的智苏与心醒

依儒学所见，世间任何一物均可作为格物致知的对象，通过格物来识得天理、发现本心。茶虽属天地间众物之一，但其内在的自然属性以及延展出来的精神品格、伦理效用，使茶成为人之所格的理想对象，通过格“茶”，尤其是格“茶之性”、“茶之义”、“茶之理”，最终贯通心智、体察天理。

之所以茶是格物穷理的绝佳之物，主要有以下两点原因。一者，茶为世间灵物，天生韵高性洁，不与俗物并论，其优异秉性自然成为格物之首选。“茶者，南方之嘉木也”，“擅瓯闽之秀气，钟山川之灵禀”，其长于山野自然之间，受天地雨露滋润，自古以来就被认为是“百草之首，万木之花”，异于凡花众草。唐代诗人韦应物曾作《喜园中茶生》，以清幽静美的笔法，论说了茶之品性：

洁性不可污，为饮涤尘烦。

此物信灵味，本自出山原。

聊因理郡馀，率尔植荒园。

喜随众草长，得与幽人言。

苏轼在《寄周安儒茶》中也写道，“大哉天宇内，植物知几族？灵品独标奇，迥超凡草木”，对茶之本性大加赞赏。茶的生长环境与自然品性，使人不自觉地与茶亲近，自然而然地通过“比德”将茶拟人化，以茶性喻人性，以茶品比人品，将茶所表征的品格意向视为儒学的理想人格。苏轼所作奇文《叶嘉传》就属此中典型，他在文章中直接将茶拟人为“叶嘉”，赞其“风味德馨，为世所贵”。茶性纯洁自然，不受世俗纷扰，因此通过格茶，对茶性的接近、感知，明晰茶之理，可以更直接快速的体认、觉察本然之天理。

除单纯地格作为自然存在物的茶之外，格茶的要义还在于发掘人们于茗饮之中形成的“茶礼”、“茶德”，格茶之后所获得的精神义理和伦理精神。朱熹曾讲到，“物有多少，亦如何穷得尽？但到那贯通处，则才拈来便晓得，是为尽也”。（《朱子语类》卷六十）世间广大，万物繁多，人在有限的时间内不可能格尽天下万物，因此宋明理学的格物特别强调从最紧要处、最关键处着手，以求得“脱然贯通”、“一通百通”。茶与人相遇之后，饮茶不仅成为人的生理需求、生活方式、良美习俗；更在品饮中生成伦理、发现礼义、彰显境界。虽然宋明理学认为人心灵名皆有知觉，事事物物皆有其理，格物就是以此心去即物穷理，但其所强调的物在现实社会实践中主要还是指人伦世事，格物也正是要体察、穷究人伦世事的道理。而饮茶之风在数千年的传承演进之中，不仅从单纯的食用药疗上升为茶事茶艺，而且从中孕育出茶文化、茶道、茶哲学。如此一来，茶就不仅仅是自然之物，而与人伦社会发生着亲密的关联，其所蕴含的人伦规范、世事法则，自然成为格物致知、体贴天理的理想对象。

在格茶的过程之中，内在彰显的茶之理不仅具有智与心的双重向度，而且体现出智识与本心、理性与情感的统合交融，不仅淋漓尽致地展现出儒学影响下的茶道哲学理念，而且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国人的思维方式与价值关怀。

一方面，格茶蕴含着一种智思与理性。在儒学思想中，“智”与“知”多通用，《说文解字》中既讲到智“与矢部知音义皆同，故二字多通用”，早在甲骨文和青铜器铭文中，由“矢”和“口”所构成的“知”，恰表达了一个人像飞矢一样快速地获取知识。智在中文的主要涵义即是以主体的理性思虑来辨识、分析事物所表现出的聪慧、智慧的品性。个体对事物、知识的认知、理解主要来自于主体所具有的理性能力。茶之所以与智相亲，首先在于其自然性状所引发的生理功效。茶中富含咖啡碱，能够使人在饮用之后促进中枢神经的兴奋，从而起到提神益智的功效。陆羽在《茶经·一之源》中讲“苦热渴、凝闷、脑疼、目涩、四肢烦、百节不舒聊四五啜，与醍醐甘露抗衡也”，详尽道出了饮茶的去寐涤烦之功。智的生成与运用需要高度集中的注意力、细致深入的分析力，以求在万般杂乱且变动不居的表象中把握本质、寻根探源，这就需要以头脑的绝对清醒、灵活精准的思辨为前提。在茶之生理功效的基础上，格茶表现出一种理性的沉思。饮茶者于细呷慢啜之中可以使头脑清醒，进而享受理性沉思的快乐，这也正与茶之清神去寐的自然功效相契合。陈文华曾讲道：“出自山原的茶叶，天然具备精清、浩洁、雅静的品性，微寒、味醇的特性，与一般烈性饮料大不相同，饮后会使人更为宁静、冷静、闲静。因为它对人类文明进程所发挥的作用，曾被誉‘智慧的静穆’”。^[3]45程启坤、姚国坤等学者就在这一意义上将“理”纳入中国茶德的范畴，认为“品茶论理，理智和气；以茶理思，益智益脑”。相较生理层面的除乏解寐，主体自身的沉思属于更高层级的思维活动，也更能体现出人的本质属性与价值。茶性清洁、茶境清幽、茶事清雅，茶道清醇，为主体智慧的生成提供了绝佳条件。对于饮茶所带来的理智沉思，林语堂在《谈茶与友谊》一文中生动地讲到：“茶有一种本性，能带我们到人生的沉思默想的境界里去。在婴孩啼哭的时候喝茶，或与高谈阔论的男女喝茶是和在阴天或雨天摘采茶叶一样的糟糕。”^[4]218

另一方面，格茶于纯粹理智之外，还会萌生出一种情理精神，实现情感的发轫、心灵的觉解，从而彰显出人的自在本心。这与西方理性主义之下纯粹、绝对的理智传统，以及排斥情感、脱离人性的工具理性精神有着根本的不同。格茶中产生的情理，不再是纯粹的理性之思，而是关乎情、以情为主体、以情为考量对象的理。情理是主体在社会生活中规范感情的道理，情理精神意在合情合理，情与理在人们的思维意识中相互交织，共同引导人们的行动。不似工具理性将理性与非理性非此即彼地截然二分，既将“心”排除在理性之外，又把“智”排除在情感之外，没有给“心”留下与“智”沟通关联的余地。儒家将心、性、情、理、智等范畴统摄为一个整体，认为心统性情，“性者，心之理；情者，心之动”（《朱子语类·卷五》），心之官不仅具备理性认识能力，而且还是情感生成与发轫的源地，理性与情感在人之本心中统合无碍。在儒学看来，自我情感的流露既是人之本性的活泼呈现，也是人之生命意义的自然展开。金岳霖曾讲到，哲学不能只求“理智的了解”，还要求“情感的满足”，要“动我底心，怡我底情，养我底性”。^[5]17更进一步，个我情意的满足和实现又与其品性修养紧密关联，“若乃其情，则可以为善矣”（《孟子·告子下》），将主体的内心本心作为道德生成的根源所在，于情感世界的基础上建构起道德世界。喝茶所具有的文化意向与人文关照，使其不再是简单的生理感受，而是有了心的参与，有了情的显现，在喝茶品饮中，会沛然生出不加矫饰的自然情感。陆羽在《茶经》中引《神农食经》云，“茶茗久服，令人有力悦志”，指出饮茶所带来的情感愉悦。皎然的“一饮涤昏寐，情思郎爽满天地”，袁枚“一杯之后，再试一、二杯，令人释躁平矜，怡情悦性”等，都显示出饮茶过程中所萌发的本心自足。在儒家乐感文化的影响之下，茶之情理鲜明地表现为主体自身的情感自适。在饮茶品茗中，个体抵入自己的精神世界，展开充分的自我沟通，主我与客我、内我与外我之间，达成了深刻的协调。茶事活动中由内而发的愉悦体验，使饮茶为主我的心意萌动和情感发轫提供了契机。在辛苦劳作之余，细啜一杯清茶，可以在静谧之中忘却俗世的纷扰，寻得一种自适逍遥、闲淡超脱的心绪，这正是饮茶品茗带给人们精神上的最大吸引。

由此可见，格物致知对知识论与心性论的统合进入茶人的视野，在格茶的过程中，生成了独特的中华茶道哲学。一方面，茶本身、茶事活动背后的礼俗、义理、精神等均藏纳着理性与智慧；另一方面，茶只有与人发生联系之后，真正被人所经验、知觉、体悟，茶人才能够将茶融于本心，在清茶一杯中回归自我。由此，茶已然不再是纯粹的外在之物，而是成为沟通自我与世界的桥梁，人通过茶识得自心，透过茶发现世界，并消弥了“我”与“物”之间的二元对立，以茶析理，以茶载道，进而实现心灵与智慧、情感与理性、内我与外界的和谐圆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