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本文作者王润稼博士为北方工业大学讲师、中国人民大学茶道哲学研究所研究员。此文已经全文刊登在《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4期第45-50页。经作者本人的授权，在本网站全文推送。

 王润稼[①]

[摘 要]  茶道哲学的产生受所处地域文化生态的深刻影响，持有不同文化观念之人会形成对茶道哲学的不同理解，人们以茶为媒，将自己先在的思想见解、哲学理念投入茶事之中，形成了多元的茶道哲学理路。格物致知作为儒学的重要理念，内在关涉了认识论与心性论的双重向度，其内在的精神义理也深刻影响着中华茶道的文化构念与哲学运思。无论是格茶之后实现的智苏与心醒，还是中华茶礼的人文实践，都无不体现出中华茶道哲学对心性论与认识论的独特理解，实现了心与智、情与理的统合交融。

[关键词]  中华茶道哲学；格物致知；心与智；圆融

 

茶道作为一种精神性的文化存在，从根本上受所处地域文化生态的影响。中华文化构念之下形成的茶道，以及其背后所蕴含的哲学义理、价值追求，实质上是对本土文化的一种言说与表达。中华茶道所内在呈现出的是中国人独特的思维理路、生活方式、价值观念等，亦即国民性格和民族心性的生动显扬。茶，作为自然之物，其自身本不构成特定的文化意象，只有当茶被人所发现，为人所关照，人将自身的情感、运思投射到茶之中，才产生出茶文化。因此，茶成为彰显人之心性、展现人之才思的负载与良媒。茶文化并非是先验地存在于人类世界之外，其生成与发展离不开具有人文关怀的茶人，是人在品茶中赋予了茶以文化内涵与哲学意象，而品茶的人，已先在地具有了自己的文化视野与价值关照，这必然反映到茶人对茶文化的理解之中。中、日、韩以及西方何以对茶文化具有多元的差别性理解，其原因正在于自身先在的文化前见。儒学作为中华文明传统中的主流文化，对国民性格影响深远，无论是社会大传统还是民间小传统，都无不透露出儒学的价值理念。本文试图以儒学为理论根基，以“格物致知”为分析基础，发掘中华茶道与儒学的内在关联，进而对中华茶道中认识论与心性论的统合做出可能的诠释。

 

一、格物致知：“智”与“心”的双重关涉

梁漱溟在其所著《中国文化要义》中，对东西方文化进行了深入的研究比较，得出中国文化个性殊强的结论，他讲道：“中国以偌大民族，偌大地域，各方风土人情之异，语言之多隔，交通之不便，所以树立其文化之统一者，自必有为此一民族社会所共信共喻共涵育生息之一精神中心在。惟以此中心，而后文化推广得出，民族生命扩延得久，异族迭入而先后同化不为碍。”^[1]99儒学作为传统中国的主流文化形态，对于国民的思维方式、内在品格、生活态度等都产生了深远影响，显现中国文化要义的伦理本位、礼俗传统、道德规约等也都以儒学思想为导向。牟宗三曾撰文明晰了中西文化的内在差异，他认为，中国文化具有“综合的尽理精神”，是道德的、实践的、内向的、天人合德的；而西方文化则是一种“分解的尽理精神”，是自然的、观解的、外向的、与物为对的。牟宗三生动地指出，西方文化精神可谓“方以智”，中国文化的“综合的尽理”则是“圆而神”。^[2]70由此可见，在儒家文化构念之下，情与理、内与外、认识论与心性论等呈现出一种和谐圆融的状态，这典型地表现在儒学对“格物致知”的发明理解之中。

格物致知，最早见于儒家经典《礼记·大学》中的如下表述：“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在《大学》所言“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修养成圣“八条目”之中，格物和致知是作为“八条目”初始二目存在的，这足以看出格物致知在儒学体系和个人修身中的本根性地位。后世众多儒学思想家在不离儒门本义的前提下，对格物致知有着多样的理解。其中最具有代表性，亦对后世影响最大的，莫过于以二程、朱熹等为代表的宋明理学一派对格物致知的发微。

程颐对格物致知有着经典解释：“格犹穷也，物犹理也，犹曰穷其理而已也。穷其理，然后足以致之；不穷则不能致也。格物者适道之始，欲思格物，则固已近道矣。是何也？以收其心而不放也。致知者，吾之所固有，然不致则不能得之，而致知必有道，故曰：‘致知在格物’。”（《二程集》上册）程颐将“格”解释为“穷”，将“物”解释为“理”，因此“格物”就是“穷理”，即“穷尽道理”；“致”是“尽”或“推致”的意思，“知”是人们所寻求的道理。依儒学看来，“物我一理，明此则尽彼”，天下万物，虽然各不相同、各有其性，但追根溯源之后就会发现它们都是出于一个理，也就是儒家所讲的“天理”。格物致知，正是通过体察事物来了解、穷尽其中的理，以此获得智识、完善本心，最终通达“天理”。

人的智思与善性非由外铄，而为天性本然所有，但人们在后天的生活中，过分追迷于外在欲念，从而遮蔽了本有的心性与智慧。格物致知的功夫意在使人认识自己、看清世界。所谓：“‘致知在格物’，非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之也。因物有迁，迷而不知，则天理灭矣，故圣人欲格之。”（《二程集》上册）因此，格物致知，是一种深刻的觉解。它以体认天理为终极旨归，内在关涉了智与心的双重向度。一方面，格物致知可以在辨识万物之中洞察天理，增进人的智识。儒家所格之物的范围极为广博，自然万物均在其认知视野之内。程颐认为“一草一木皆有理，须是察”。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在儒学思想中，格物并没有拘泥于特定的某事某物，而是有一个广大范围，“读书讲明义理”“论古今人物别其是非”“应事接物而处其当”等等，都属于格物的范畴以使人致知。如此以来，主体自身的智慧必然在认识万物的过程中不断增益。另一方面，格物致知需向里用力、反躬自省，注重本心的居敬涵养、主一无适，在此修炼进程中，“心”“性”“智”是一体的，“万物皆备于我矣”，内在自我与外在万物是关联互通的。由此可见，格物致知既是儒学认知事物的运思方式，是一种智的习得；也是儒学锤炼心性的修养功夫，是一种心的苏醒。它关涉了心与智的双重向度，将认识论与心性论统合为一个整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