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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萍:论荣西《喫茶养生记》的意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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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荣西《喫茶养生记》的意象(中)

李萍

 

二、《喫茶养生记》的写作目的

荣西为什么要写《喫茶养生记》?写出来是给谁看的?关于这个问题学界存在不少争议。有人认为他是写给当时的日本医生看的,从而纠正他们对茶叶的偏见,提升医人治病的疗效;有人认为他是为了振兴日本茶文化而写的,以复兴当时已渐衰落的日本茶文化。中村修也认为荣西写此书的目的不过是为完成禅宗清规做准备。荣西首先是位著名禅师,他的所有活动都以促成此宗旨而展开。[3](p119)高桥忠彦通过分析《喫茶养生记》初稿和修订稿的文字、词汇之后,得出了如下结论:荣西是以镰仓幕府的武士阶层为对象,通过倡导喫茶养生提升他们的修养,以促使他们担当起统领日本的重任,向保留古典文明的皇室贵族看齐,同时可以与中国先进文化进行多层面的深度交流。[4](p85)

笔者认为,上述观点中主张荣西是为了给日本医生建言,或者推广茶文化,理由都比较牵强,忽视了荣西的高僧禅师的身份。其实,在日本茶文化史上荣西本人的地位并不高,尽管《喫茶养生记》被视为日本第一本茶书,人们通常将日本茶道的创立者上溯至村田珠光(1422-1502)、武野绍鸥(1502-1555)、千利休(1522-1591)这样的源流支系,却鲜少提到荣西。例如,火坂雅志的《豪快茶人传》(角川学艺出版社,2008)用文学手法记述了日本历史上出现的、受到广泛推崇的知名茶人,包括豪商、高僧、大名武士等各类人,而且是从日本的战国之后谈起,换句话说,主要是从茶被引入日本、日本化过程来谈的。对引入茶树、饮茶法的关键人物,如最澄、荣西等一概略过不谈。这大概也可以说是“脱唐化”的一种表现吧。

日本学者大多将今天日本茶道的历史分成四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平安时代(794-1192)的贵族茶;第二阶段是镰仓时代(1185-1333)的寺院茶;第三阶段是室町时代(1338-1573)的斗茶;第四阶段就是千利休开创的草庵茶至今。荣西处于第二个时期,严格来说算是日本茶道的“史前时期”。当然,上述的划分方式其实是站在“三千家”(所谓日本茶道的正宗)的立场上做出的。荣西及其《喫茶养生记》是将茶作为治病养生的手段,他看重的是茶的功用性,并未触及脱离茶汤之后的形上层次,所以,他确实不能划入日本茶道的源流之中,但他对日本茶文化有着独特的贡献。

应当注意的是:佛门的家国意识显然要弱于世俗人士。正因为如此,为求佛法而远遁他乡、西渡取经都是情理之中的。虽然护国性经常被视为日本佛教的一个显著特点,笔者更趋向于认为,即便是护国也是为了传教护法,佛教僧侣本以守戒、行规、读经、打坐为主业,国安只是提供了相对稳定的外部环境。我们必须牢记荣西的本职本业才能准确评价他的所作所为。

在荣西的眼里,只有求佛法、寻真经才是正道。例如,在《喫茶养生记》中,荣西对中国有多个称呼,他分别使用过“他国”、“大国”、“宋朝”,甚至还有“唐”,在标注书作者时他自称“入唐律师荣西”,文中也出现过“荣西昔在唐时”字句讲述他两次入南宋时的经历见闻。其实,早在公元907年,朱温篡唐,唐朝就覆亡了,公元960年宋州归德军节度使赵匡胤称帝开启了宋朝,公元1125年康王赵构在应天府即位,建立了南宋,直至1276年被元军所灭。荣西入宋时唐朝已经结束了近两百年,何况荣西明明知道此时的中国称为“宋朝”,但他仍然用“唐”代指中国,这是为什么呢?显然荣西是站在佛门的立场上思考问题的。对于佛门人士而言,世俗政权的更迭无关佛法,世间均为末世、苦难场,本无实质不同,不必刻意区分唐或宋。这也分明显示本书是写给日本人而非中国人看的,虽然他全文使用的是汉文。因为是写给日本人看的,用当时日本人印象更深刻、知晓度更高的“唐”不会有什么指代上的误解。

当然,《喫茶养生记》是用汉文写的,所以此书是写给有相当学识教养的人群看的,这些人指哪些人呢?女人和普通工商阶层都不在其列,当时的日本能够自如阅读和书写汉文的人主要是佛僧、文人、贵族、上层武士。茶籽、茶树的移种和饮茶之法都是由日本佛僧传入的,在佛门寺院一直有种茶、制茶、饮茶的习惯,佛门人士对饮茶益处有足够的理解,无需特别重申。文人因身份自由、家境优渥,他们与贵族、寺院僧侣都有密切联系,所以,他们较早就接触到了中国茶文化,也有条件品饮当时尚属珍稀的茶叶。当时的日本并没有专业医生,通常是由儒生、儒者兼任的,医生就可以划入到文人之中。贵族是指“公家人”,主要是当时的皇室、皇亲、世袭贵族,这些人在幕府建立后大权旁落但身份地位还在,祖产祖业和传统的生活方式都得到了保留,他们早就通过遣隋使、遣唐使接触到中国古典文化和精致生活方式,对中国茶文化也有习染,对他们不必多言。所以,可以合理推测,荣西写作《喫茶养生记》主要是写给当时正在从征伐者向统治者转变的镰仓武士们。

荣西以禅师的身份撰写了《喫茶养生记》,一方面将养生、喫茶与修禅紧密联系起来,这一点在下卷表现得淋漓尽致。正如久松真一所言,“茶道的最终根据、终极的目标就是修行佛法以得道。而且所谓佛法,在茶道中就是指禅。”[5](p45)另一方面他通过“上层路线”深化了茶文化与权势人物、政治集团的合流,他所开创的这一传统被后人继承,千利休就是一位这样的践行者。总之,荣西确立了日本茶文化与佛教,特别是禅宗的密切关系,也使饮茶与养生联系起来,前者至今仍然体现在日本茶道中,后者则被彻底改造,内容有所淡化并最终退出。需要说明的是,即便是日本佛教中的茶文化也接受了多种其他思想成果,这带来了日本茶文化的多样性,例如,“禅宗的南宗,因其深受道教信仰之影响,故建立了一套精致繁复的茶会仪式。僧侣们于举行茶会时,集结于达摩祖师的画像前,依循着隆重正式的仪节,以同一茶碗,轮流饮茶,这些禅宗仪礼最终于15世纪时在日本发展成为茶道。”[6](p34-35)在今日的日本,除了人们耳熟能详的“抹茶道”,还有煎茶道、佛门茶礼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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